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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临终前为何叫李鹏

原创于: 2013-07-10 10: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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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西花厅岁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赵炜

作者简介:赵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病倒了
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艰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负荷的重压,使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这个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对于邓颖超得的这个病,赵炜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这样的经历会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人们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会对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饶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进城后诊断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曾动过胆囊手术,不久又因胆管结石再次手术。这时,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龄的老人。1982年,在邓大姐身上出现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时,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儿我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因为一眼没见着,邓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邓大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后正好遇见经普椿同志,她们两人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当时一见就高兴得拥抱起来。这时一位摄影记者想照相,我就主动往边上躲躲,我刚离开,邓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当时把我脸都吓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辞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来。医生、护士都赶过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关心地问邓大姐还能不能讲话,因为此时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还好,邓大姐没什么事,她表示不会影响讲话,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我把邓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实,在这之前,邓大姐就经常出现站立不稳的情况,有时还好像要摔倒,我总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别出事,没想到自己陪邓大姐出来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对邓大姐说,您要真摔个好歹,我也不活了。邓大姐说那不能怨你呀。我说,可这是我的责任呀。出了事我没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更对不起周总理对我的嘱托。从那以后,我陪邓大姐出去时就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我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把她照顾好,因为我答应过周总理。
1988年3月,邓大姐退了下来,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两年以后,邓大姐的身体明显衰弱,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医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邓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还是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好,我心里有点紧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医院出来,如今又因为同样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烧不退,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悄悄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迟疑了一下坦然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钱主任的话令我心里一颤,我告诉大家要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现实,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最坏的结局。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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