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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 看地方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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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药官索贿百万欠条,药价能不虚高?

原创于: 2017-02-28 1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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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蓬安:药官索贿百万欠条,药价能不虚高?

向药企索贿,老板没钱写下百万欠条,承诺到期不给钱还要付利息;与妻子两次出国旅游,药企业老总陪同买单;帮妻弟公司卖药,在岳父家吃好处......四川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苏林借职务之便,在多家医院采购药品、医用耗材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他人受贿,个人分得1242万余元。(2月27日《深读》)

 

一个小小的贪处长,与周永康及一同从四川踏上贪腐之路的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李成云等“老虎”相比,那就只能算是一只“苍蝇”。可这只“苍蝇”却也受贿超千万,在涉案金额上也算是“老虎级”的了,而且他还有理应“从重处罚”的索贿情节,索贿情节还特别典型,特别“强索”,特别能体现“贪婪”,虽然也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却仅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可见法官对他还是蛮照顾的。

 

联想到同样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判决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一名正省部级高官,受贿1109.63213万元,虽能够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积极退缴全部赃款赃物,认罪悔罪,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可以理解“蝇贪”苏林的索贿情节并没有多少考虑。而通过这两个案子的比较得知,大官不但没有得到特殊照顾,似乎还更加吃亏。

细思极恐。苏林作为四川省卫生厅的一名处长,就能轻而易举地受贿1242万余元,而且被索贿对象临时钱不够还写下百万欠条,承诺到期不给钱还要按10%支付利息,可以窥见其手中的权力与金钱的关系已经贪婪的程度,那可是一个“聚宝盆”啊。可以想象,仅四川省卫生厅的处级及以上官员,那也是好几十人,也就是组织上给他们发了几十个可以做“聚宝盆”的玩意儿,加上各市卫生局领导,要是都将这“聚宝盆”拿来敛财,那还了得?当然,我相信四川省卫生系统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廉洁奉公的好“公仆”,“蝇贪”也仅仅是一小撮。当然,四川省卫生系统这“一小撮”还是有点多,十八大以来除苏林被查外,还有成都市卫生局原局长周光荣,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总队调研员罗志君,四川省卫生厅医政与医疗服务监管处处长焦云智,曾任资阳市卫生局局长的简阳市医院院长陈云,及四川省卫生学校两任校长……2013年以来,全省查办的党政机关案件中卫生部门查处案件数量仅次于教育部门,居第二位。

卫生系统官员腐败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变成“卖药的”。而他们一旦变成“卖药的”,就一定想方设法抬高药价,祸害病人。此前笔者对“一药多名”及胡乱定价推高药价问题,撰文《“高药价”,缘于发改委、药监局游戏》进行抨击,并写下药价不断被推高的基本流程: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现在看来,应该将卫生系统、政府采购系统也算进来。当然,他们只是二级“操盘手”。

没有中国药监系统独创的“一药多名”,发改委就没有了胡乱定价的施展空间;如果发改委不胡乱定价,药企又何必换个名称、换个包装花钱去申请“新药”?这两部门在推高药价过程中,可以说是“相互辅佐,相得益彰”。

 

去年年底,《央视调查6家大型医院:医生回扣占药价30%-40%》所揭示的药品“黑洞”,但却没有报道官员的回扣率。而四川省卫生厅科教处原处长苏林算是给出了答案。他的回扣率分阶段如下:2003年至2005年是按销售回款的3%;2009年,按医药公司利润的25%; 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为销售回款的5.5%;2012年6月,又提高为7%。

 

这只是苏处长个人把守的一道“鬼门关”。而这些药品从新药名审批、药价核定,到政府集中采购,再到医院,得经过多少道这样的“鬼门关”啊?哪一道“关”不是用金钱开道?况且四川省卫生厅内部,也不是苏处长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的药品为何贵到比贩卖鸦片利润还高的“差价百倍”?看了以上信息至少是略知一二了。不可思议的是,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计委几天前曾联合发文,拟上调个人缴费比例,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束机制。笔者不禁质疑,出台该文是“为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管理,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个人负担,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金可持续运行”,但手段却是“稳步提高个人缴费占总体筹资的比重”,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无能,把药价弄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却让患者买单,继续增加个人缴费部分,这种国家和个人都要“多掏钱”,患者接受的医疗服务并不理想的医保,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刚刚看到一则消息,称国务院食安办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今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大力推进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鼓励新药研发。这则消息看似平淡:但一向往好处想的笔者还是看到了这一新闻的潜在价值,认为这是食药监系统10多年来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甚至比李克强总理要求的药品两票制还有意义。因为用量最大的仿制药做过质量疗效一致评价,随后必然要规范药名,所有质量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就失去“多名”的理由,价格也就有了可比性,“天价药”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我希望这项工作不要再“拖”多年,在明年换届前应该可以全面完成吧?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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