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微博SNS人民网络日报登录 | 注册

标题[编辑]


人文视野

 
  • 关注好友人气: 0
  • 好友关注人气: 36

精彩博文推荐

博客正文

荐

杨振宁披露婚姻生活

原创于: 2013-03-25 11:14:25

标签:

  杨振宁翁帆夫妇

  摘自《人间重晚晴--杨振宁翁帆访谈录》 科学出版社出版

  
天赐良缘 杨振宁: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

  这封用英文写的电子邮件内容是:

  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

  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我们在2004年11月5日订婚。

  翁帆二十八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致礼和我1995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个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她。那个会议有四位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作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作的安排。

  致礼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有些联络。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她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

  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她今年二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

  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在我最近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其中有下面的几句:

  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

  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

  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

  是的,永恒的青春

  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她都会喜欢她。

  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

  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

  请读一下下面的句子,这些句子说明了我对于她在我生命中扮演的以及即将要扮演角色的感觉:

  噢,甜蜜的天使,你真的就是……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给我的苍老灵魂

  一个重回青春的欣喜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相依为命”,有多少伴侣能?

  小依:

  在上回给你的信上,我说杨振宁和翁帆“是快乐的、幸福的”。好几个朋友——有年轻的,有不太年轻的——后来都当面质问我说:“是真的吗?”大家似乎无法相信他们会真有感情。

  我说:“当时他们的确给我这个感觉。请相信我,看人我有一双‘利眼’。两个人要合不来的话,一个厌恶的眼神、一个无奈的表情或一个不情不愿的肢体动作,就说得清清楚楚,要盖也盖不来。”

  那个星期六的早上,在丽嘉登酒店的咖啡厅,我有一个半小时和他们在一起。为了抓紧时间跟他们谈话,我连六星级酒店的早餐,也敬谢不敏。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谈东方教育、西方教育,谈他借名给南大的优秀生课程,谈现代年轻人不再耐烦刻苦做研究,谈他那次“宁要比尔盖茨,不要诺贝尔奖”的误解;谈新加坡、谈李光耀、谈爱因斯坦、谈潘国驹,杨振宁谈得特别起劲,翁帆坐在旁边也无不耐烦的神色。

  谈这些严肃话题,杨振宁不时把翁帆拉进去说:“谈起代沟,我和翁帆在一起后,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草原去,这是需要胆量的。年轻人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直到后来潘国驹说时间到了,要让两位出去兜风。我才紧张地说:“不行,今天我最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最少要再给我10分钟。”原本已经站起来的杨翁,还是挺合作地再坐下来,并且爽快地谈了这两年他们快乐的婚姻生活。

  两人就像一对好朋友那样,兴致勃勃告诉我一起涂改徐志摩的诗,一起在博物院外面玩“心灵相通”的游戏,还有互相出题给对方做的生活趣事,好让我拿回去交差。

  我后来观看摄影同事给他们拍的照片,看到他们两人灿烂如花的笑容,让我最有成就感。作为一个记者,我的提问,能够让面前的新闻人物谈得这么高兴,谁说不是乐事?

  离开时,摄影记者拍了两人十指紧扣,牵着手慢步走向电梯的正面和背面照片,我怔怔看到“相依为命”这四个字。

  有多少伴侣能?

  潘星华

  (2006年7月2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出题玩游戏改诗乐悠悠——专访杨振宁翁帆

  昨天早上,在酒店咖啡厅和杨振宁、翁帆夫妇做访问。

  今年84岁的杨振宁教授,浅蓝色衬衫外是深蓝色外套。显得精神奕奕,两眼尤其炯炯有神。样子要比报章上的照片灵活利索得多。30岁的翁帆也是一身深蓝色连衣裙,青春的脸蛋散发着娟秀之气,很讨人喜欢,难怪杨振宁要说翁帆是上帝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已被传媒追逐50年,接受记者采访是小儿科。翁帆初则略有防卫神态,不过,聪敏机灵的她,很快进入受访状态。

  记者: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记者:那这是你的功劳了。

  翁帆:我们是互相的。他也让我觉得很快乐。

  记者:你把青春浇灌在他身上,而他把智慧灌注在你身上,是这样交流吗?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翁帆:并非全是这样。

  杨振宁:我觉得你智能这个词用得不恰当,翁帆只是从我这里得到些经验。如前两天,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看到很多院士。我介绍给她,告诉她这个人做什么,有什么成就,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尝试把这几十年的经验,慢慢传给她。

  翁帆:我们看见什么就谈什么,去参观博物院一定玩游戏。

  杨振宁:游戏是这样的:我们进去美术馆或者博物院参观前,会约定在里面不讨论,到出来时我会问她,如果这家美术馆要送你一幅画,你选哪幅?以此来看看我们两个人是否选的是同一幅画。这样我们就有很多话题讨论了。

  记者:你们的合拍率怎样?去10家美术馆,有没有8家都选同一幅画?

  翁帆:我们的审美观大致相差不远,虽然不一定同选一幅画,但是小范围还是一致的。

  杨振宁:太现代主义的画,我们都不喜欢。

  翁帆:很多现代画作,抽象过了头,只是一团色彩,我们都不能接受。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记者:你觉得翁帆怎样?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记者:你觉得杨教授怎样?

  翁帆: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还会常想着他是大人物,是学者,很尊重他。慢慢接触后,这些已不重要。他很好,常会出些数学题目给我做。说我能回答的话,就算达到什么水平。

  记者:你什么水平?

  翁帆:我的水平有时高,有时低。

  记者:你有出题给他做吗?

  翁帆:我有没有出过题给你做?

  杨振宁:可能有吧,不过记不得了。

  翁帆:我可能有给他出题吧,但不是数学题。

  杨振宁:我们还一起改徐志摩的诗。我们是怎么改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句是“你我相逢在晚霞灿烂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我们把徐志摩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改了。

  翁帆:后面我们还改了很多,现在忘了。

  (2006年7月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摄于新加坡丽嘉登酒店。右起:翁帆、杨振宁、潘国驹、胡祖协、潘星华。

  杨振宁:和翁帆互相学习 不存在代沟问题

  整个世界在过去40年至50年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些年,世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但一般讲起来都好,虽然速度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

  2006年7月8日早上,我在新加坡丽嘉登酒店,专访杨振宁和翁帆两人。当日中午,杨翁两位受邀参加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午宴,席上谈及中国学术界造假课题也附在后面。专访有部分已经刊登在7月9日的《联合早报》,不再重复。

  潘星华:欢迎两位到新加坡来,我们先谈谈南洋理工大学这回的“杨振宁优秀生计划”吧。

  杨振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新加坡来,经常去南洋大学。1990年还去过南洋理工学院(南洋大学为南洋理工学院的前身,南洋理工学院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这之后就没有来了,已经16年了。我想,以后会常来,因为南洋理工大学有了“杨振宁优秀生计划”。

  潘星华:南大用您的名字,为他们的优秀生计划冠名,显然是希望以您的成就,作为年轻人的楷模。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杨振宁:这个优秀生计划用我的名字,南洋理工大学和潘国驹都曾为此和我谈过,我很愿意帮助新加坡培养杰出人才。现代年轻人生长在一个没有英雄、没有楷模的年代,所以把能唱歌的、娱乐的,都当自己追求的偶像。新加坡在几十年间经济起飞,发展得很成功,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经济好了,创造出来的机会多了,新加坡年轻人的兴趣、志向,不可能不受到这个环境影响。他们会发现做金融行业,可以很快很成功,那为什么还要为学术研究埋头苦干?于是,对学术研究,不管文、史、理、工,都没有太大兴趣。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不是只有新加坡才有,只是新加坡会比较厉害一点。

  我是1967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来,在70年代,常到新加坡来。90年代之后,没有再来过。我发现这16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亚洲经济风暴,好像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在几十年内能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没有出现乱子,这怕是史无前例。整个世界在过去40年至50年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些年,世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但一般讲起来都好,虽然速度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

  例如这次,我们到美国去了一趟,去了两个月。我有两年没有去美国了,我发现美国房价大涨,中上层的人,现在都很阔气。因为当初用五万元买的房子,现在变成20万了。房子虽然还没卖出去,心里已经很阔气,一心想着消费。再加上现在中国产品销到全世界,都卖得很便宜,美国的物价不涨,人人有钱,于是大家都赶着消费,消费是繁荣的状态。

  前阵子,我们也去了欧洲。欧洲是老的文化,不像美国有那么多穷人,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新加坡是另外一种繁荣。我们下一站去马来西亚,相信情况也很好。所以,我想平均起来,整个世界变得很繁荣。在繁荣情况下,年轻人就想加入繁荣的队伍,于是就欠缺了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那种苦干精神。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两个月前,我在广州,有记者问我中国该如何创新。我说了几句话,他们断章取义,结果引起很大的误会。这回你一定不要再写错。

  当时他们问我应该如何鼓励创新。我说,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创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当时我还没有提到新加坡。我说大家都极力提倡创新,但是要弄清楚有很多不同的创新。记得当时我讲有四种创新,一是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一是杜甫式的创新、一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一是任天堂式的创新。我说,这些都是创新,名字是一样,但是性质很不同。所以,必须注意这些不同性质的创新哪些对当前社会最重要。我说,对中国来说,比尔·盖茨和发明任天堂的创新,对当今中国是最需要的。我说,比起这些,得诺贝尔奖,反而不是最重要。结果,报纸出来,却变成我发表诺贝尔奖无用论。

  现在世界很多政府都注意科技发展,增加对科技投资,因此也创造了机会。新加坡政府这次支持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大赛在新加坡举行,就代表了政府要在科技发展上多做事。今天看到新加坡那么繁荣,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看过一出意大利的纪录片,叫《奇怪的世界》,它到世界各地取景,其中几个讲新加坡的镜头,还拍到新加坡的鸦片馆。从那时到现在,新加坡的转变,可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多人作了贡献。如果说新加坡有什么创新,潘国驹那样的创新就是一种。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潘星华:什么是潘国驹式的创新?

  杨振宁:20多年前,潘国驹来跟我说要做科技出版事业。他说,比起欧洲,当时新加坡的工资不高,但是出版印刷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我当时虽然没有表示异议,但是总觉得事情不大妥当,有点危险。过了五六年,他又来了,他说,他不只出版科技书籍、会议报告,还要出版科技杂志。我告诉他,这个你更要当心。出版会议报告,是会议主持人来求你,但是科技杂志要组稿,是你要去求人。他后来仍然去做,因为他在这个领域认识很多人。

  我想,他的成功,是把眼光、本领和机会都集中起来。做什么事,都要有眼光、本领和机会才行。去年是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奇迹100周年纪念,很多地方邀请我去讲爱因斯坦。我说,爱因斯坦的成功在于他有眼光。以他的情况、本领和机会,可能别人都有,但是他们没有他的眼光。科学家的眼光虽然跟企业家的眼光不一样,但是在根本有它的相似之处,就是要看得远,而且能抓住其中的要点。我认为爱因斯坦比他同时代人特别成功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特别远。

  科学家和政治家的眼光很不同,也有共同点。我非常佩服李光耀。他也是有眼光、有本领,又能抓住机会的人。很少人能以短短不到50年的时间,把一个小岛创建出今天这么的状态。他的自传很有意思。我告诉翁帆,李光耀是个能够持续不断跟美国传媒打笔战的人。

  潘星华: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潘星华:没有代沟吗?

  杨振宁:讲代沟,要看什么意思。我和翁帆在一起后,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有了从前我所没有的了解。我在中国成长的时候,不管是“七七事变”之前,或中学,或到昆明读大学的时期,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处境,跟她们现在这一代很不同。我从她那儿学习到很局部的中国社会动态,她对我的那个时代,也很不了解,我慢慢把我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告诉她。

  全世界都改变得很快,而中国改变得特快。从我年轻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很多家庭都对孩子采取保护的态度。不少70年代出生的孩子,两岁还不会走路,因为都给祖父祖母整天抱着,小孩都在大人爱护和抑制之下成长。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的草原去,这需要胆量,需要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这跟我们那一代很不一样。不只物质条件现在跟从前不一样,整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在我成长时,中国的伦理传统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还很大,小孩要听长辈的话。到翁帆这一代,基本上已经从那里解放出来。

  翁帆:我们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父母只是一个顾问,他们提意见,但是最后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杨振宁: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好现象。让年轻人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这在美国最普遍。不过,以自己个人意志为主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潘星华:请再进一步谈谈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差异,就以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谈谈吧。

  杨振宁:美国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很多中学生辍学,他们叫dropout。有30%的中学生dropout,这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就没有小孩会dropout。孩子就算读书读得很苦,也无法dropout,父母师长会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继续留在学校。美国的孩子则干脆离开学校,不干了。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方向,个人主义的美国,又是另外一个方向,是两个极端,走到极端,都不好。

  四个月前,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写美国现在是Drop Out Nation,是辍学者之国。我想,美国中学校长看见中国中学的辍学率,一定非常羡慕,想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这样低的辍学率。去年我在新疆,很多人问我中国的大学办得怎么样,我说办得成功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久前,丘成桐才刚大骂中国的大学办得坏极了。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说美国的教育政策糟透了,因为美国高中学生考试的数学和科学成绩,都是全世界倒数。而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却是名列前茅。每个制度都有不好的地方,只有想办法弥补一下。十多年前的台湾,因为考试太多,家长很不满意。李远哲回到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搞了教育改革的计划,听说不太成功。我认为不成功之处,在于层层考试,的确有很多弊病,但是解决这个弊病,不能单从教育改革做起。层层考试,整个东亚都有,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有其社会背景,无法单靠教改来改变。整个亚洲的社会传统和美国社会传统很不一样。美国社会是个很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有30%中学生辍学,只要读不上,觉得很苦,就辍学。但是亚洲学生读得怎样再苦,也无法辍学。这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不改社会而只改革教育,是不行的。

  层层考试的压力的确是不好,但是无法一下改过来,要采取和缓、弥补的办法。有真聪明的孩子,可以让他们跳班。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已经20多年。所培养的学生,据说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我认为应该客观地去研究一下。办少年班是个很重要的实验,办了这么多年,培养了几百个学生,应该可以做一个检讨。但是,据我所知,这个研究很难做:想研究的,没有资料;有资料的,不想研究,怕一旦少年班的缺点暴露出来,整个班会被取消,牵涉了整个体制的问题,这是很可惜的。这个问题要在美国,就会由校外人来做客观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有个孩子叫宁铂,是江西乡村的小孩。当日被选上的时候,全国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后来我曾经和20几个少年班的孩子见面,其中一个离我最近的孩子问我说:“杨教授,你认为我们应该念我们喜欢念的科目,还是念学校要我们念的科目?”从他这句话,我了解这个孩子心里不满意,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宁铂。他很聪明,可是他的意见跟学校和整个社会不一样,他没有出国,只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一名教师,前两年,听说去云南的寺院做和尚,现在地位已经很高了。我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经验,应该客观总结一下,这是很值得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去研究的,不要因怕被取消而不愿公开资料。

  (星华注:宁铂,两岁半时能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1978年,宁铂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批学生,读的是理论物理。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校方阻止;一年后,再次出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于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几位华裔诺贝尔奖得奖人的大力倡导,方毅的支持推动下成立。截至2005年,已招收29期共1134名少年大学生。)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潘星华:新加坡正不断吸引外来人才,您有什么意见?

  杨振宁: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明白新加坡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跟美国、中国所需要的人才不完全一样。美国的中学教育所热衷的是普及教育,所以采取不施加压力的态度。到了研究院,要研究深奥复杂的学问时,则从全世界吸收人才,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是,美国能做到的,却不是其他国家能做到。例如美国可以吸引很多人,已有人满之患的欧洲虽然眼看美国的办法很成功,却无法照跟。美国好的研究院有50%的研究生来自全世界,可是却不是很多国家能够效尤。我了解新加坡正在学美国,引进很多中国移民。新加坡经济状况好,吸收中国移民来,等于是中国为新加坡培养人才。

  另外一点也要注意。大国像中国,小国像新加坡,对于吸引人才的态度,也无法完全一样。大国像美国,可以全面发展,吸收来自各方的人才;小国像荷兰、奥地利,他们只在某几个领域发展的原则,可以让新加坡借鉴。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是有了一个整体正确的政策,才把经济搞上去。现在政府很注意科研、创新,听说给了大学很多经费。至于应该向哪个方向投资,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基本原则是抓住机会,吸引已经在某个有发展的领域有成就的人到新加坡来,再围绕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比较好的。如果要全面发展,新加坡是没有办法和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国竞争的。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潘星华:亚洲学生到美国去读书,您有什么提点?

  杨振宁:大陆的朋友常问我,他们的小孩应该送到美国好,还是留在国内好。我说,对于非常聪明的小孩,也许到美国好,大学就去。因为美国最好的大学,能够提供很好的条件和机会,而美国教育的缺点,对最聪明的孩子,不是大问题。可是,如果孩子不是最顶尖的,不是95%以上,而是85%左右的,我认为还是留在国内好。因为国内的训练更好,更扎实。

  一年前,我在清华大学教大一物理,班上有130名学生,平均成绩都很好,比我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学生好。其中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来问我赞成他到美国去读大二吗。我说,这需要你和家长来决定。决定之前,你要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好的大学生都很聪明,美国的社会风气使这些学生都很炫耀,都要把你比下来,比你聪明,你在这个环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很重要。有些人到了这个环境,会变得很气馁,有些人则会受到激发,变得更勤奋,因此必须对自己有所认识,再做出决定。

  另外,美国教育政策跟中国教育政策不一样,就是中国采取训导,学生基本上听从教师指导。美国则让学生自己去发展。亚洲学生去到那样的环境,有些人会得其所哉,有些人则会茫茫然。所以,我说,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否能在这个环境下昂首前进,还是就气馁不行了。一个真正聪明、有斗志的孩子,对于从前没有训练好的东西,是能够一脚就跨过去。亚洲教育的好处,是有很扎实的基础,能让孩子安心前进,美国大一学生知道很多东西,但都乱七八糟,底下是空的。特别聪明的美国学生,在竞争之下,很快就把底下的空洞填补起来,很快把原本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弄清楚了。所以去美国之前,一定要对自己认识清楚。

  一星期后,这个学生来告诉我说,他想清楚了,他是可以应付美国环境。我告诉他去找一些已经出国去的清华学长了解情况,后来我听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再没有联系了。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林任君:近来媒体报道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科学界的一些造假剽窃现象,这个问题是否很严重?

  杨振宁:在一个经济高速度发展,而政府极力促进科技发展的社会里,是很容易发生这个现象。中国的科研体制有使得这些事情更容易发生的特点。在美国,科学研究的计划,是由基层做的人提出来,经费巨大的话,则由高层去评比、批准。整个制度,是从下而上。但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是从上而下。例如做环保,是由政府提出,政府设定,从上而下。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就在于中间常有非专家插手进去。我想,这是整个结构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改过来。中国很多基层研究人员,对此很不满意,吵到网上去,就显得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其实,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有。

  林任君:我了解。但如果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发表,也能够造假通过,就令人惊讶了。我以为国际的评准通常是比较严格审查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能轻易过关呢?

  杨振宁:这个与中国不中国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韩国那位黄教授,给他这样一搞,韩国人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在世界重要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了。在科学的前沿,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论文送出去评比,有些不同的意见,那是很自然的,是客观的。因为在前沿上做研究,应该向哪个方向走,意见不可能大家完全一致。这个与投资房地产,大家对不同地方有不同看法是一样的。评比没有绝对,有人作假,一时很难查出。

  很多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洛克菲勒大学是个知名的大学,当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发现那个研究是假的。这个研究是说把白的和黑的老鼠杂交后,会出现身上一块白、一块黑的花老鼠。后来才发现这其实是研究员涂上去的。他把老鼠身上涂得一块块的,这种新鲜事是免不了的。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

  林任君:一般人认为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有客观的标准。

  杨振宁:国际上最好的科学杂志发现,作假的很多是生物科学。我问过我一位好朋友,他也是诺贝尔奖物理得奖人,他后来转行去搞生物,对物理和生物都很在行。我问他为什么生物容易作假,而物理作假却绝无仅有呢?他说,这很简单,因为生物的前沿方向很多。A做的,B和C很少会去检查。它铺得很广,作假五年十年没有人会发现。物理的作假,则一两年就会被发现。

  (星华注:韩国“克隆之父”、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于2005年12月承认,其科研小组在同年5月《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的胚胎干细胞大部分“不存在”,并要求《科学》杂志撤销该论文。)

人文视野 的更多博文

所属类别: 生活| 所属自分类: 我的文章 | 评论数 (68)| 阅读数 (66455) | 分享数 (0) | 转载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