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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pushitou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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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45)

原创于: 2018-09-01 17: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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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45)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在做。只要是人在做,就有一个好恶之趋势,偏差在所难免。但是,人都喜欢瞅着别人做事时的漏洞,忘记了自己也有着别人一样的漏洞,于是就老鸹飞到猪腚上了。这就是我们的改革的失误在所难免,打保票说是万无一失的话,是一个不确信的疑点所在,也是一种欺骗行为。所以,在我们的有些政策方面的偏差,就是意料中的事。而我们原来的政策联系与衔接,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了。同时,人们不应该是只是别人错,自己都是对的,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得到了,才是好的。对大家有利,自己得不到,再好的也是不好的。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300万法郎的皇室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300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300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300万法郎。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皇室费,但同意一次增发216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借鉴的开始,就是行事的标准。这可是一个失手的地方。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利益考量就会不同。因此,我们在考量宪法的完善与否时,仅仅是在模仿,那就是一个极大的缺陷所在。就像上面的情况一样,在个人的利益追逐上,失去天平的架构,就是走向失败的开始。千万不要忘记:人们是在自己利益的追逐中失去理智的。也就是说,人类在其发展中最具力量的是:组织起来的时候。而最无力量的时候,就是一个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追逐的时候。这时是一个个击破的最佳时刻。也就是最无力量的时刻。也就是关键少数人起作用的时刻。许多历史转变时刻,一再证实此话的正确性。

任何一次历史变革,都有着相同的手腕和做法。回顾我们自己的历程,是否有似曾相识的经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骗子的伎俩,总会得逞。因为,人民总仅仅会是随大流的!且又都是在自己心里有小九九的。而权力的更迭,对独立生存的个人在其短时间内的影响,是很难觉察的。然而,纳入到历史发展和长远的利益考量,就非同小可了。我们的人民至今未意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在,仅仅是在为自己的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财产”而设藩篱。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它的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大家假若还记性良好的话,有些未过多久的史实,是否有着相似的表现呢?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在我们的国人当中,那可是根深蒂固。然而,就一个人而言,你的那点儿财产,你的那些个享受,说到底,也就是猪狗的生存法则。我们都会背诵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我们的领导们也告诫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包括自己呢?我看未必。只要看一看我们的那些个改革方案,就会是一目了然。因为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经理们的待遇”。试想:这样的改革方案改出来的是什么,还用比这来说明吗?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的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历史的长河就这样迂回翻转的前进。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只要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会听到这样的叫嚣。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总是在私有财产下打转的人们,财产就是秩序。也是野心家实现其野心的大幕。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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