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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作用

原创于: 2014-06-30 00:23:12

标签: 垂帘听政

 [内容摘要]:宋代总共有九位后妃十次垂帘听政,她们对宋代政局演变的作用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对宋代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宋代后妃;垂帘听政;作用
 
纵观历史上的后妃干政,往往弊大于利,因为后妃受自身能力及活动范围的限制,她们往往得依靠外戚或宦官的势力,这就使得外戚或宦官的势力膨胀,威胁皇权,甚至使社会发生动乱,造成严重后果,给社会及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在宋代,共有九位后妃十次垂帘听政,她们不但没有改朝换代,乱政危政,反而维护了宋朝政权的稳定,使皇位的交接与政权的过渡平稳,防止了统治阶级的内乱。这一罕见的历史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值得研究。
有关宋代后妃的论述,主要有杨光华的《宋代后妃、外戚预政的特点》,她认为宋代后妃很少援引外戚执政,并没有出现外戚政治格局,也没有给王朝的统治秩序造成大的波动。最后探讨宋代后妃预政普遍的根源,以及外戚和母后政治势力发展不大的原因。而在杨果的《宋代后妃参政述评》中,她首先叙述宋代后妃参政的背景,然后再分析她们临朝不危政的原因。季晓燕的《论宋代后妃的文化品格》,她认为宋代后妃并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价值,在她们身上集中表现了封建女性“三从四德”的特征。诸葛忆兵的《论宋代后妃与朝政》,他认为宋代后妃临朝却没有造成后妃之祸,是由于宋人对后妃势力的有效抑制,这包括皇帝和士大夫对后妃势力的抑制,后妃的自我抑制和对外戚势力的抑制。肖建新的《宋代临朝听政新论》,他认为宋代后妃临朝“合法”,使皇权交替平静,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绍述先王,遵守成法,没有强制皇权,专横跋扈。她们依靠的统治力量,既非皇族也非外戚,而是文武大臣,主要是文臣。这也是前述宋代后妃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根源。张邦炜的《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他叙述了刘皇后从孤女到皇后,从干政到垂帘,以及垂帘听政时的作为,充分肯定了她垂帘听政的作用——有功于赵宋社稷。除此之外,还有祝建平的《仁宗朝刘太后专权与宋代后妃干政》、朱子彦的《宋代垂帘制度初探》、张明华的《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张其凡、白效咏的《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初探——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付海妮的《宋代后妃临朝不危政原因浅析》和《宋代后妃临朝听政问题研究》等等。
以上关于宋代后妃的研究,既有群体研究,也有个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史料对宋代后妃的记载非常有限,还需要史学研究者基于史料,深刻挖掘。本文将从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作用这一崭新的角度入手,更深入地挖掘史料,正确地评价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历史作用。
一.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元代脱脱等撰的《宋史》中的后妃传和帝纪部分)
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享有较高的地位,在她们死后一般都有四字谥号(宋理宗谢皇后和度宗杨淑妃没有谥号,是由于她们处在宋末败亡之际而未能赠谥),而按照宋朝礼制,皇后死后只追赠二字谥,普通后妃根本没有谥号。由此可见,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她后妃。九位垂帘听政后妃有的仅具象征意义,如绍熙末年,宋孝宗驾崩,光宗“不能亲执丧”,宋高宗吴皇后在大臣请求下垂帘听政,仅一天就撤帘;有的则掌握实权,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宋真宗刘皇后,她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于赵氏实有大功”。
宋代后妃可以多次垂帘听政,主要是因为以下四种特殊因素:一是皇帝年幼,无法掌控大局。如仁宗即位时13岁,哲宗即位时9岁,恭帝即位时年仅4岁,端宗即位时8岁。后妃作为母亲或祖母成为最佳的辅佐人员。二是皇帝病重,无法处理朝政。如英宗即位后不久“感疾”,请曹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神宗末年,“帝不豫,浸剧”,大臣请求太后高氏“权同听政”。三是宗室子初立,缺乏威望和经验。两宋18位皇帝中,不是先帝之子而继承皇位的有宋太宗、英宗、徽宗、高宗、孝宗、理宗和度宗共7位。其中,宋徽宗和宋理宗的情况比较特殊。宋哲宗死了之后,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他的皇弟赵佶由向太后做主选为皇帝,也就是宋徽宗。宋宁宗死后,也是无子继位,丞相史弥远和杨皇后篡改诏书而册立理宗皇帝。这两位新皇帝刚刚即位,由于没有威望和经验,凡事都需要仰仗太后的支持。因此,向后和杨后得以垂帘听政。四是发生重大事件,国家缺乏精神领袖。宋哲宗孟皇后就是在金兵灭宋和苗刘兵变这两次重大事件中,作为国家精神领袖挺身而出,两度垂帘。正是有了这些特殊因素,宋代后妃才得以在宋代历史的大舞台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二.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政局演变的历史作用
在宋朝(960—1279年)近三百二十年的统治中,围绕皇权的更替和交接,宋代后妃的垂帘听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妥善处理皇位继承问题,实现皇位的顺利交接,维护了宋朝政局的稳定。
虽然后妃在原则上是不得干预政治,但是皇帝在治理天下时,却不能完全排斥后妃对皇帝政治决策的影响。况且在非常时期,后妃经常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权利漩涡的顶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皇位继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封建社会确定的皇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或者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天不遂人愿,封建王朝常常会有特殊情况出现,如皇帝无子嗣,无嫡子或者嗣君年幼继位等等。为了加强皇权,当特殊情况发生时,就必须依靠与皇帝血缘最亲近的后妃来辅政。后妃因此得以参与政治决策。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暴崩于福宁殿。“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皇后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为了以防万一,她“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又使人守之”。等到第二天辅臣来拜见时,曹后才“哭告以上崩,实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曹后的安排对于皇位的顺利交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防止了其他突发状况的发生,对英宗即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英宗即位后不久,“感疾”,于是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曹后的垂帘听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无疑起到了稳定的作用。曹后听政期间,“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她只是综合大臣们的意见,与大臣共同决议。她只是承担了一个代理人的职责,并没有大权独揽和独断专行。曹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她还“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而且她对于左右臣仆,也能“毫分不以假借”,于是“宫省肃然。”曹后简朴的生活作风和平静的处世心态,以及睿智、严谨的风格,不仅使她深得人心,获得了大臣们的称赞,更让她在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中泰然处之。曹后的垂帘听政充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九位垂帘听政的后妃中,宋哲宗孟皇后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她曾经两次被废,却在宋朝面临重大危机时挺身而出,两度垂帘。在两宋之际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宋皇室宗亲三千余人,史称“靖康之耻”。“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而宗室只有康王赵构幸免于难,他正以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在京城外统兵抗金。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了伪楚政权。张邦昌迫于金人压力,登上皇位。在金人撤走之后,张邦昌失去了靠山,不知何去何从。此时,北宋旧臣向他施加压力。宰相吕好问说:“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于是,张邦昌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尊孟皇后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大臣胡舜陟,马仲又对张邦昌说:“政事当取后旨”。张邦昌便再次尊孟皇后为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帘听政”。孟皇后听政后,派遣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尚书右丞李回为副使,“持书奉迎”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庚寅朔,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建立了南宋政权。孟皇后作为金兵灭宋后,皇室仅存的后妃,成为了宋朝的精神领袖,她的垂帘听政,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和人心,支撑着赵宋王朝的残局,更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对宋王朝的重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孟皇后在赵构称帝后立即撤帘,功成身退。但不到两年时间,她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再度垂帘听政。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并没有领导广大军民抗击金兵侵略,而是一直南逃,这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愤怒。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请孟后垂帘听政,改立皇子。开始孟后不肯,说:“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贯起边事,致国家祸乱。今皇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皆已逐已。”但苗傅等坚持改立皇子,孟后又说:“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无论他们如何恳求,孟后都不答应。但宋高宗觉得事情已非常紧急,于是“诏禅位元子”,孟后无奈,只得再次垂帘听政。大臣朱胜非等为麻痹苗傅等叛党,请孟后在召见大臣讨论大事时,仍然请傅等上殿,以使他们放松警惕。于是孟后每次召见苗傅等人,都“曲加慰抚,傅等皆喜。”孟后还秘密召见从苗傅军中脱身的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勉令世忠速来,以清岩陛。”梁氏很快到达世忠军中,转达太后旨意。韩世忠等人于是带兵到达京师,使兵变平息。孟后喜曰:“吾责塞矣。”于是下诏请宋高宗回宫复位。孟后的两次垂帘听政,虽然时间都较短,但是却使得政权由北宋向南宋平稳过渡。这两次听政都是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政局演变变化莫测的情况下实行。孟后作为宋王朝的精神领袖,当仁不让地主持大局,保护赵宋王朝,为宋朝政局平稳演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高宗吴皇后是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特例。吴后“颇知书”,“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她仅仅垂帘听政一天,却使得宋光宗和宁宗两朝内禅平稳完成,不得不使人叹服。说到光宗与宁宗的两朝内禅,就不得不提到宋孝宗和光宗的矛盾。宋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于太子赵昚,也就是光宗。光宗即位后本该孝顺孝宗,努力治理国家才对,但是他却听信皇后李氏的谗言,与孝宗关系日益恶化。李后曾请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但遭到孝宗的拒绝。李后便怀恨在心,在光宗面前挑拨是非,“谓寿皇有废立意。”光宗“遂不朝太上”。后来光宗生病,并且病“益增具”,“政事多决于后”,“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而光宗却无力制止李后这些放肆的行为,这引起大臣们极大的不满。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病死于重华宫,光宗不能“亲执丧”。此时,宋光宗的所作所为已大失人心,宰相赵汝愚“谋内禅,立宁宗”。吴后在大臣们的请求下,先“代行祭奠礼”,不久便“寻用枢密赵汝愚请,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撤帘”。这实际上就是废掉光宗而改立宁宗。吴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促成了皇位的顺利交接,使得光宗后期严重的局面得以缓和。
(二)辅佐皇帝,治国安邦。
为了稳定政局,安抚人心,宋代后妃在垂帘听政期间必须任贤用能,勤于政事,爱惜百姓。曹后垂帘听政初期,即“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而哲宗孟皇后“性节俭谦谨,有司月供千缗而止。幸南昌,斥卖私绢三千匹充费”。在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中,当属宋真宗刘皇后的政绩最为显著。
乾兴元年(1022年),年仅13岁的宋仁宗即位,真宗刘皇后奉遗诏“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而垂帘听政。刘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正是由于她的聪慧、警敏,使她在真宗朝时,就经常帮助真宗处理朝政。“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天禧四年(1020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正是有了这样的磨练,使得刘后垂帘听政后,能更好地辅佐年少的仁宗,治国安邦。史称:“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刘后听政之初,首先着手破除真宗后期的两大弊政:埋葬天书和裁减冗费。宋真宗后期尊神崇道,做出迎接天书,泰山封禅等既渲染封建迷信,又劳民伤财的事情。真宗死后,刘后决定把真宗引以为傲,社会却深受其害的天书随同真宗一起埋葬,“己卯,命以天书从葬”。此后,真宗后期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迷信狂热受到遏制。天圣元年(1023年)正月癸未,刘后“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她还带头节俭,“常服絁繻练裙”,“内外赐予有节”,而且“罢诸营造之不急者”。在明道二年(1033年)九月丙申,刘后“出金银器易左藏缗钱二十万,以助修内。”此外,刘后的政绩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上,主要是惩诫贪官、提倡廉洁和煞裙带风。
惩诫贪官: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颁布了《诫告贪污诏》,“用申戒告,以儆群伦。”在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丁亥,下诏:“百官宗室受赂,冒为亲属奏官者,毋赦。”天圣七年(1029年)三月乙丑,“诏吏受赇,自今毋用荫。”明道二年(1033年)春二月丙午,“诏仕广南者毋过两任,以防贪黩”。刘后通过多次颁布法令来告诫和约束官员们的行为,给他们敲响警钟,一旦贪污,决不姑息。
提倡廉洁:一次,大臣刘绰想用“粮千余斛,乞付三司”,刘后问他:“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乎?此四人岂因献羡余而进哉!”(所谓羡余是指一些官僚将额外盘剥来的赋税献给朝廷,以求升官。)
煞裙带风:一次,她对大臣们说:“卿等可尽具子孙内外族亲姓名来,当例外一一尽数推恩。”大臣们很快把自己的亲戚姓名上报。刘后得到这些名单以后,“遂各画成图,粘之寝殿壁间,每有进拟,必先观图上,非两府亲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她的目的就是想要打破当时官场中盛行的裙带风。她还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颁布的《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中申明:大臣子弟“必当奉循法理,祗畏官箴”,如果他们胆敢以身试法,必当严惩,决不徇私。天圣三年(1025年)五月己酉,又下诏:“禁臣僚奏荐无服子弟。”她就是要以此告诫官员必须奉公执法,不能以权谋私和徇私枉法。
此外,刘后在天圣七年(1029年)闰二月癸丑,“置理检使”来讨论军国大事,财政得失等。并在这年的三月癸未,“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在外者实封以闻。”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她还在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辛卯,“以门下省为谏院”,“置谏院自此始”。
在经济上,主要是减轻农民负担、重视兴修水利和调整盐法。
减轻农民负担:刘后垂帘听政期间曾多次下诏减轻农民负担。如天圣元年(1023年)七月戊寅,“诏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者听,所收租仍不得加耗,若水旱,其蠲租如例。”在天圣三年(1025年)五月癸巳,刘后巡视南御庄时,遇见了一位贫穷的织妇,于是“赐以茶帛”,并感叹说:“其勤如此,而不免于贫,可无恤哉?”八月辛未,“诏陕西旱灾州军免今年租税。”十一月辛卯,“襄州言汉水害民田,诏蠲其租。”
重视兴修水利:在天圣、明道年间,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如在天圣元年(1023年)正月癸未,“诏中书、枢密院同议塞滑州决河。”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丙申,“滑州言塞决河毕。”经过长期施工,终于堵塞了决裂九年的滑州(今河南滑县)黄河决口。天圣四年(1026年)八月丁亥,“诏修泰州捍海堰”,修成后,“归者二千六百余户”。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辛卯,下诏整修舒州(今安徽潜山)吴塘堰,“溉田千顷”。
调整盐法:天圣八年(1030年)十月丙申,刘后与大臣商讨盐法问题,她想要解除禁锢,实行通商。大臣们却担心“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刘后说:“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于是在颁布的《弛解池盐禁诏》中指出:“池盐之利,民贫所资”,应该“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诏书颁布以后,食盐质量大大提高,老百姓欢欣鼓舞。值得称道的是,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戊午,刘后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始置益州交子务”。这项对商品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文化上,主要是发展科举:在天圣七年(1029年)壬子,朝廷颁布诏书曰:“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该诏书不仅恢复了景德年间设置的六个科目,而且还增加了三个新科目,扩大了取士名额,这对国家发展非常有利。“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这是宋朝第一次正式设置武举。
其他方面,主要有保护出嫁女子的权益:在天圣四年(1026年)七月,颁布的《户绝条贯》规定:“今后户绝之家,如无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将资财、庄宅、物色除殡葬、营斋外,三分与一分。”天圣六年(1028年)二月,雄州(今河北雄县)发生了类似情况,“民妻张氏户绝,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但由于金额巨大,州官上奏请示,刘后让他们依法办理。
刘后政绩突出,史称:“当天圣明道年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纲纪具举,朝政亡大阙失。”吕夷简也称赞刘后:“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司马光更是颂扬刘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刘后作为宋代后妃中的杰出代表,反映了宋代后妃垂帘听政对于宋朝政局演变的突出作用。
不过,宋代后妃对政局演变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她们固守祖宗法度,忽视社会发展引起的社会变革,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如刘后听政期间,“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她还任用旧臣,废除行之有效的先朝所变之法,如天圣五年(1027年),“辛未,罢陕西预放青苗价钱”。刘后死后,大臣尹洙批评她“因循不革,弊坏日甚”。此外,以仁宗曹皇后和英宗高皇后最为显著。她们与宋代政治事件“熙宁变法”,“元祐更化”密不可分。宋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为了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在即位的第二年(1069年),任用王安石为相,着手进行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但改革步履维艰,一方面是由于改革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来自反对派的阻挠。曹后就是强硬的反对派代表。神宗即位后,曹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帝致极诚孝”,而“后亦慈爱天至”,两人感情甚好。曹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 这给变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曹后曾对神宗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又说王安石“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第一次辞相。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朝。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次罢相。由此可见,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在反对派中,英宗高皇后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她是神宗的母亲,神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她与曹后一样,坚决反对变法。神宗驾崩后,哲宗继位,高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听政之初,即“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亟疏可用者”,于是“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辛卯,“诏常平依旧法,罢青苗钱。” “以嘉祐差役参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盐之禁”,“ 举边砦不毛之地以赐西戎”。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熙宁年间颁布的主要变法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史称“元祐更化”。此外,高后还沿用以往政策,以致“契丹主戒其臣下,复勿生事于疆场,曰:‘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 宋代后妃一旦垂帘听政,她们就会很自然地成为皇权的捍卫者。因为她们具有强烈的封建贞孝观念,从夫、从子、从先祖,而且这些观念在她们的意识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她们在垂帘听政期间,不惜采用手中的强权,竭力维护祖宗旧制。
尽管宋代后妃无一例外地固守祖宗法度,对宋朝政局演变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看,她们对于稳定宋朝政局,实现皇位顺利交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正确评价宋代后妃垂帘听政的历史作用
宋代后妃在政局演变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史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可尚哉!在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外戚专权,后妃乱政的现象,这与其它朝代相比,的确具有很鲜明的特色。宋人认为:“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在两汉时期,后妃干政现象也较为普遍。先是吕后专权,为了巩固其地位,她大肆分封吕氏族人,对刘氏皇权产生巨大威胁。吕后死后,刘氏皇族为夺回权利,大肆杀戮吕氏外戚,使国家政局动荡。后又有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只知分封和任用兄弟、子侄。她过于倚重外家人,最终导致王莽篡汉,葬送了刘家天下。而在唐代,武则天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为了称帝,她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李贤杀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唐中宗皇后韦氏也想效仿她的婆婆武则天,与女儿安乐公主鸩杀了中宗,妄想谋朝篡位,但最后被李隆基兴兵诛灭,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她们个人的野心,不仅造成了政局动荡,更让老百姓饱尝战乱之苦,不得不让人深思!而在宋代以后,后妃危政乱政现象也不少见。最著名的莫过于清代慈禧太后,她掌控朝政近半个世纪,对整个晚清政局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消极作用。她穷奢极欲,挪用海军军费营造颐和园,以供其享乐,陷整个国家于不义。在她死后(慈禧死于1908年)三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
为了防止后妃乱政危政,宋代制定了严密的祖宗家法。宋代吕大防曾说:“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制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 宋仁宗也曾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在严密的祖宗家法面前,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们尽管地位尊崇,但是她们依然克尽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她们并没有像前代后妃那样重用外戚,培植自己强大的外家势力。她们大都能“抑绝外家私恩”。宋英宗高皇后的侄子高公纪、高公绘应当升为观察使,高后竭力制止,“帝请至再,仅迁一秩,终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当汰,诏损外氏私恩四之一,以为宫掖先。”高后从父高遵裕因为西征失律而获罪,大臣蔡确想要献媚高后,为高遵裕请求恢复官职。高后说:“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先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圣情自是惊悸,驯致大故,祸由遵裕,得免刑诛,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哲宗孟皇后也下诏训诫族人,“不得预闻朝政,通贵近,至私第谒见宰执”,“以恩泽当得官者近八十员,后未尝陈请。” 正因为垂帘听政的后妃严格约束外家人,外戚们大多也能约束、检点自己的行为。外戚曹琮曾上书说:“臣既备后族,不宜冒恩泽,乱朝廷法。族人因缘请托,愿致于理。” 而高遵惠受高后所托管理家族事务,“亦能远嫌自保”。 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不仅能抑绝外家私恩,而且也能遵守仪制。刘后垂帘时,程琳献武后临朝图,刘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有大臣奏请高后在文德殿受册宝,高后说:“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况天子正衙,岂所当御?就崇政足矣。”  
正是由于宋代后妃在垂帘听政期间勤勤恳恳,严守妇礼,使得她们能充分发挥垂帘听政的积极作用,促使皇位顺利交接,政权平稳过渡。这是应该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的。
宋代垂帘听政的后妃,她们在问鼎政权之后,全都遵循女性规范,仅仅是为自己的子孙代理政权,没有越过她们垂帘听政的职责之外。并且她们又能即时地还政于皇帝。作为后妃,她们首先是母亲或祖母,她们只想辅助自己的子孙管理好天下,做好代理人的角色;作为皇室的一员,为了自身及子孙的利益,她们又总是希望国家能安定昌盛,这就决定了她们必须克尽职守、兢兢业业、任贤用能。因此,她们在政治上是有所作为的。她们不仅妥善解决了皇位的继承问题,使政权得以平稳过渡,而且还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她们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大于消极的。她们在宋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一.史料
1.(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Z].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9月第2版
2.(宋)王銍.默记[Z].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9月第1版
3.(宋)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Z].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8月第1版
4..宋大诏令集[Z].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10月第1版
5.(元)脱脱等撰.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11月第1版
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Z].北京:中华书局 1957年版
二.今人论文
1.肖建新.宋代临朝听政新论[J].社会科学战线 2003年第4期 第150页--155页
2.张其凡、白效咏的.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处探——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J].中州学刊 2005年第3期 第190页--193页
3.诸葛忆兵.论宋代后妃与朝政[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第129页--134页
4.杨光华.宋代后妃、外戚预政的特点[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第62页--67页
5.季晓燕.论宋代后妃的文化品格[J].江西社会科学 1996年第10期 第55页—60页
6.祝建平.仁宗朝刘太后专权与宋代后妃干政[J].史林 1997年第2期 第34页--39页
7.朱子彦.宋代垂帘制度初探[J].学术月刊 2001年第8期 第51页--58页
8.付海妮.宋代后妃临朝听政问题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
9.付海妮.宋代后妃临朝不危政原因浅析[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第1期 第10页--15页
10.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J].汉江论坛 1994年第4期 第67页--70页
11.张明华.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第33页--37页
12.张邦炜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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