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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反映时代背景及社会关系 古代皇帝政治措施面面观

原创于: 2014-12-25 01: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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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始皇--嬴政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是百官之首,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掌监察事宜。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县,万户以上者设令(县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长)。县令、县长领有县丞、县尉及其他属员。县令、县长主要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县以下设乡,其主要职能有四:⒈摊派徭役;⒉征收田赋;⒊查证本乡被告案情;⒋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设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此外还有掌管治安、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设亭长。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2、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边境匈奴袭扰不断,而封建统治思想尚待确立。经济上采纳桑弘羊的主张,由政府直接经营运输和贸易;军事上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统一今两广一带,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即允许诸王将自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武帝还找借口,一次就削去当时一半的侯国。汉武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在惠帝、文帝、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汉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汉武帝削弱丞相的权力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都是开国的功臣,他们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汉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但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上面都标有建元、元光等年号,证明建元、元光等年号并非后来追命。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汉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都叫刺史。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如司马相如;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磾(音:jin'mi'di)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
 
汉武帝用人标准是惟才是举,其在位期间曾于元光元年及元封五年两次颁布求贤诏。“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意思是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
 
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3、光武帝--刘秀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税,兴修水利,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精兵简政。在文化上,重用文人贤士,史称“光武中兴”。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4、晋武帝--司马炎
 
晋武帝在治国措施上的,进行了系列改革。晋武帝改革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
 
1.三省制度的初步确立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操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2.分封制的演变分封制是西晋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内容。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顗、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3.都督制的定型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4.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
 
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泰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67年(泰始三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
 
《泰始律》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司马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之教训乃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始则封王不就国,官于京师以辅皇室,继则分遣诸王就国,都督诸军事,后又出使镇要害地。此举目的,是为对抗士族中野心家。但“八王之乱”证明,这种政策反而使这些手握重兵的诸王中涌现出了许多野心家。
 
西晋之所以重任宗室,实际上与其政权的结构有关。晋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它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全国统一后,司马炎下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即规定:
 
(1)诸州无事者罢其兵。
(2)刺史只作为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
(3)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宋治民。
 
罢州郡兵,一方面可使地方官专心民事,另一是扩大承担赋役的课丁。兵役是东汉末年以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免除这负担,对恢复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因悉去州郡兵,连治安都没办法维持,因此到公元301年,天下大乱时,无力控制局面。
 
5、隋文帝--杨坚
 
大隋朝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杨坚由继承父亲杨忠的随国公起家,其家族曾被赐姓普六茹,进封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隋文帝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隋文帝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隋朝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开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大兴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恺参照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把龙首原以南的6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
 
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六坡"是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政权机关和寺庙都高高在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除居民区外,则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兴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了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外郭城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大兴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为巨大的城市,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都城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
在此之前,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至大兴城之后,都城的均衡对称格局开始形成,街道整齐划一,南北交错,东西对称,大街小巷,井井有条。皇宫、皇城、民居三个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开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大隋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隋文帝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
 
隋文帝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37年(即从581年到618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国库中,储存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隋文帝临终时,天下仓库的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正常使用。
 
6、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材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7、宋太祖--赵匡胤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公元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官,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8、元太祖--成吉思汗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兵就有权,兵强则国固。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尤其如此。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功臣、宗室,把在战争中已经实行的千户制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先后任命了一批千户官、万户官和宗室诸王,建立了一个层层隶属、指挥灵活、便于统治、能征善战的军政组织。成吉思汗把占领区的人户编为95个千户,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们,分别进行统治。
 
《史集》和《蒙古秘史》一一列举了这些千户官的姓名、出身、主要经历以及各千户的组成情况,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驸马,有3位驸马共领有10千户,因此当时实际分封的只有88人,这就是蒙古汗国历史上著名的八十八功臣。千户制的建立,标志着部落和氏族制的最后瓦解。这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是蒙古汗国统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特殊功勋的那颜,还被授予种种特权,那颜阶层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蒙古人民的支柱。这实际上是用战争打败了原来各部的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又重新培植了一个新的奴隶主阶层,这是以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为主、各级功臣为辅的新的奴隶主阶层。
 
福神般的怯薛军成吉思汗分封完千户、万户之后,马上着手扩建中军护卫怯薛军。由于怯薛军分四班轮番入值,习惯上称为四怯薛。其中的护卫人员称怯薛歹,偶数作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怯薛歹是从万户官、千户官、百户官、十户官及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这说明成吉思汗十分注意保障这支队伍的可靠性。成吉思汗规定,怯薛军的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护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建立的怯薛军既是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又是一个分管中央日常事务的行政组织,它已发展成为蒙古汗国中枢庞大的统治机构。成吉思汗给了他们优越的地位:怯薛者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官;怯薛者的从者,地位在百户官、十户官之上。成吉思汗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维护汗权、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防止氏族贵族的复活和重新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它也是成吉思汗对外进行征服战争的有力工具。
 
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
 
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的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
 
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蒙古本土还是“只用小木”。“回回字”就是指的“畏兀字书”。虽然忽必烈时曾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退出中原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畏兀字书”经过14世纪初的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汗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而在他死后不久成书的第一部蒙古民族的古代史——《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畏兀字书写成的。
颁布文法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成文法。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时,就命令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成文法的开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札撒大典》却是十几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据《史集》记载,1219年,“成吉思汗高举征服世界的旗帜出征花剌子模”,临出师前,“他召集了会议,举行了忽里勒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这就是所谓《札撒大典》。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专门写了一章“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其中说:“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
 
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是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依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札撒大典》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还片断记载了其中一部分条款。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记录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随着中亚、波斯、高加索地区和东欧大平原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
 
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9、明太祖--朱元璋
 
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废除行省制。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胡惟庸势力逐大,威胁皇权。而且胡惟庸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他登基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他的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第三,朱元璋利用“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剥皮揎草”刑法,就是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
 
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伤心的连连叹气。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和《醒贪简要录》。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还有一项较为独特的制度,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明朝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既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的百姓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传统惯例。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上访,在明朝,受到了朝廷的保护,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以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哀叹。
 
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
 
朱元璋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但是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步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以及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10、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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