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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形成之早的历史原因

原创于: 2018-02-07 2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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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形成之早的历史原因

 

         中华文明的形成,在全世界的文明古国中是最早的,而且其文化传承始终没有中断,这有赖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中华文化的优秀,是中外学者对世界上各种历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所取得的一个基本共识。如庞卓恒先生就说:“创造西亚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远古文明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的历史文化两三千年前就中断了。远古时代的埃及文明3000多年前已趋衰落,继遭波斯、罗马先后征服,最后由阿拉伯文明取代了。远古时代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在3000多年前中断了,以玛雅文明为突出代表的美洲古文明到10世纪已趋衰落,16世纪时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彻底摧毁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从公元五世纪日尔曼人摧毁西罗马帝国后,其主流也中断了1000年之久,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西欧人才比较认真地作为自己的一份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当今世界上,唯一保持了5000年连续不断发展历程的文明,只有发源于黄河长江这个东亚的“两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虽历经外族入侵,内战破坏等各种严重摧残和考验,而没有中断。因此,中外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特点,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基本认识。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长期受此种历史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表现出了一种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强烈民族精神!

         那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对此历史原因,有物质的、精神的、特定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原因所构成。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并非孤立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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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庞卓恒:《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角度看炎黄文化》,载《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32~233页。

 

 

而是互为影响的。几方面的总根子,又归结为一个原因,这就是以泥河湾层为代表的桑干河流域历史地理变化所造成的自然条件变化对古人类社会发展所制约,它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自然选择。

          一、桑干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生、发展的一个中心

         桑干河流域是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发生、发展、不断取得进步的一个历史中心。这一点,从历史记载、文物考古研究等许多方面都已经证实,只是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它的极端重要意义。

         桑干河古称“水”,古籍记载又多以同音字而记之为“雷水”。中国上古的古史事多发生在这里:

         (一) 庖牺氏时期

         《帝王世纪》曰:“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牺。”《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此等杂书虽将历史分期名称当作了具体的历史人名,但都说其出于“雷泽”。“雷泽”即“水”之泽。古籍中所载之“雷水应即水”

         依古籍所载,伏牺与女娲为“兄妹”,这应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之末女为“后”男为“帝”“双头领导体制”的一种反映。古籍所载的伏牺、女娲时期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正是距今三万年左右恒山大断裂、大同、涿鹿、张家口三个古湖的石匣、鸡鸣、官厅三个“门栏”处山体断裂,引起古湖湖水下泄、洪水成灾的一种历史反映。

         (二)神农氏时期

         《遁甲开山图》、《春秋命历序》、《补史记·三皇本纪》、《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俱言神农“兴于熊耳、龙门等山”,这与泥河湾考古的发现极为一致:泥河湾背依熊耳山,其东南即为龙门山。《管子·轻重》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淇山,在河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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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长云:《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祥地》载《先秦史研究》总第二十八期。

②  《淮南子·览冥训》。

 

 

县西北、林县东南,为太行山东麓的山地,正是磁山与裴李岗文化的连接处。考古研究上的发现同古文献记载如此一致,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五帝时期

         《山海经》、《孔子家语》、《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等书俱言: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败炎帝于阪泉之野,合符釜山,建都治国于涿鹿;唐尧受禅于唐,都于冀;虞舜为冀人,耕于历山,牧于潢阳,受四岳之举,得尧之禅,都于冀。按:龙门山因炎帝烈山而焚,垦荒所耕,得称“烈山”,其子柱继父而耕,为与父别,史载“厉山”,重华于斯山再耕而作《思情操》,又作“历山”。《水经注》记:“水又东,迳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又北,迳潘县故城,左会潘县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又,《魏书·帝纪》及《礼志》载,从天兴三年(公元400年)至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共有北魏五位帝王先后六次“幸广宁,登历山,祭尧、舜庙”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在忙于迁都之中而下诏曰:“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祭于广宁历山”,以为定制。今河北涿鹿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历山上,建于龙山文化时期,汉、魏、辽时期多次修葺的唐尧、虞舜庙基、柱础等遗物尚在;潘城旧址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战国、汉魏时期建筑物遗址尚存,曲辰陪安志敏、郑光先生等多次到此察看,足证古籍所载不虚。而古籍所载之“潢阳”即今之黄阳山,它是熊耳山脉的东峰,与历山仅隔一条桑干河。

         (四)桑干流域是中华龙的起源地

         中华民族,自古就崇拜“龙”,并自称“龙的传人”,而龙又是以蛇为主体形成。古籍所载亦如此。《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牺鳞身,女娲蛇躯”;《列子·黄帝》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而人面”。

         中华龙的起源地就是桑干河流域。《山海经》是这样记载的:“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隄)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管涔山,即桑干河发源之山,在山西省宁武县西南;敦隄山就是熊耳山,在河北省阳原县北;穷山即黄帝葬地桥山,在涿鹿故城西北十公里左右;轩辕之丘,在有熊部落方国之际称“青丘”,即后世的黄帝都,今涿鹿故城遗址。

         (五)桑干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中心

          现代的考古证明,桑干河流域是世界上三大人种之一的黄色人种发源地。1924年9月,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考察内蒙古萨拉乌苏的返回途中来到张家口,会同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进行了短暂的地质考察。在科学报告中,巴尔博将盆地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从而拉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帷幕。从那一刻起至今80余年,经过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专家、学者考古发掘和研究,在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在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25处距今1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中,泥河湾遗址群就占了21处。如此集中的早期人类遗存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桑干河流域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在古文化序列上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在距今200万年前后。马圈沟遗址第七文化层距今176万年、第六文化层距今175万年、第五文化层距今174万年、第四文化层距今169万年、第三文化层距今166万年、第二文化层距今164万年、第一文化层距今155万年,小长梁、葡萄园遗址距今136万年,半山遗址距今132万年,飞梁遗址距今120万年,东谷坨、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许家坡遗址距今100万年,马梁遗址距今78万年,后沟遗址距今39万年,东坡遗址距今32万年,雀儿沟遗址距今13至9万年之间,侯家窑遗址距今10万年,板井子遗址距今7万年,新庙庄遗址距今4至3万年,油房遗址距今2万年左右,西白马营、二道梁遗址距今1.8万年,于家沟、马鞍山和姜家梁遗址距今1.5至0.5万年,籍箕滩遗址距今1.1至0.8万年,姜家梁遗址距今6850年左右。因此,考古学家们这样说:“桑干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从中期到晚期,从小石器传统到细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基本清楚”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都会有一个中心、或都叫做核心在起着事物性质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历史的、哲学的科学命题。譬如:在天体运动中,银河系是由银河中心极其高度致密物体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吸附着大大小小的星系围绕着它在太空中旋转;太阳系是以太阳这个巨大的恒星星体吸附着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等围绕着它旋转运动;若举以小者,在原子中,则又是原子核吸引着电子围绕它旋转运动。桑干河流域作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心,就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命运:

         ⑴ 旧石器时代,桑干河流域古人类石器制造技术领先于其它地域数十万年

         1978年,汤英俊、尤玉柱、李毅,在属于下更新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百多万年前的小长梁旧石器文化遗址,由于其石器制造技术非常先进,发掘报告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激烈争论。裴文中先生将小长梁石器同周口店石器作了比较,他说:“周口店第一地点最下层的石器,有许多个体说明是最早使用过的石器。其后,在每一地层中都有了变化,直到最上层已经成了将近晚期的式样。周口店石器进步这样快,泥河湾的石器早已开始使用。”他惊呼“(这)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因此,他认为报告写得“不恰当”,“不能令人信服”。贾兰坡先生也同样“感到惊奇”,但他深信:“(既然)这些石器和古老的三趾马属发现于相同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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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壮伟、尤玉柱:《从桑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载《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

②  裴文中:《讨论》,载《中国第四纪研究》第五卷第一期。

 

 

位中”就说明“人类创造工具历史比目前所知道的还要早”。此后,卫奇、孟浩、成盛泉于1981年又发现了与小长梁层位相同、距离很近的东谷坨旧石器遗址,掘得石制品1443件,“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发现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李华梅等正在泥河湾村一带采集古地磁测定岩石样品,他们对东谷坨地点的地层剖面进行了磁性年代学的研究,认为东谷坨旧石器的文化层形成在Jaramillo事件发生之前,估计其年代距今大约一百万年。”现在,经国际专家对遗址的地磁测定,其年代距今为一百三十六万年。

         ⑵ 细石器文化,桑干河流域领先于其它地域一万年左右

         中国的考古没有划分出“中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与国外考古学上的“中石器时代”有相类处。在桑干河流域细石器文化的起源极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十万年前“许家窑人”时代的石叶系统小形石器。“许家窑文化遗址的石片一般都比较小,最小的只有一克重,绝大部分在30克以下”

         世界性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细石器文化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几何形细石器系统,它约在一万八千年前,起源于地中海北岸,传播于欧洲、北非和西亚等地域;一个就是起源于桑干河流域的华北石叶细石器系统,其特点是是以长薄石片为主,用间接剥落法制造,为使用方便,常把带弯曲的一头或两头截去。棱柱状石核、锥形石核、楔形石核、扇形石核,是这个细石器系统的特点。这种典型的细石器,在桑干河流域盛行于三万年前,尔后传向东亚、北亚、东北亚和北美洲地区。1922年,R·C·安德鲁斯率领的美国中亚考察队,“从张家口出发深入外蒙腹地达1600公里。纳尔逊标出这片区域在东经97°至115°之间,……在蒙古高原上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石器时代遗存,共找到一百二十————————

① 贾兰坡:《讨论》,载《中国第四纪研究》第五卷第一期;。

②  卫奇、孟浩、成盛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载《人类学学报》第四卷,第三期。

③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二处遗址”,都“大体上相当于华北细石叶传统发展的晚期阶段”的细石器;西伯利亚东部与华北风格一致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叶技术中期和晚期的发展阶段相当”;北美洲细石器“一直从阿拉斯加北端分布到美国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流域,”“在阿拉斯加延续时间,大约为距今一万一千至八千年”;而日本北海道出土的早期细石器,经“水和法测定为距今一万七千年”;从华北细石器文化带经青海向西藏发展,形成了青藏高原细石器文化带。现在发现的遗址有:拉乙亥、小柴达木湖畔、苏热、哈东淌、却得淌、珠洛勒、各听等,其时间大多在距今两万年至三千年之间;至于红山文化,实际上是细石器文化延续到仰韶文化时期在特定地域的一种发展体现。

         ⑶ 新石器时代桑干河流域的陶器生产比全国其它地域领先三、四千年

         陶器是进入农业经济生产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全国各地,陶器的出现,一般是在八千年左右,而桑干河流域发现最早的陶器残片,则生产于一万一千七百年以前。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又证明:桑乾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器形,既有陕西半坡、河南庙底沟的特点,又有内蒙清水河白泥窑子、河北曲阳钓鱼台、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一点。其龙山文化层出土的木炭经测定,距今(1950年)为4260±120年,这在时间上比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都早。由于在桑干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在阳原县进行,也就是说,以熊耳山为中心的三个古湖沉积层中,只在大同古湖沉积层——泥河湾层的阳原县内重点进行,而“张————————————

①  陈淳、王向前:《从细石核谈华北与东北亚及北美的史前文化联系》,原载美国《ARCTICANTHR OPOLOGY》1989年第二十六卷第二期,中译稿载《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泥河湾联合考古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15日。

③  张家口考古队:《1979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载《考古》1981年第2期。

 

 

家口古湖”、“涿鹿古湖”沉积层地域根本未进行过发掘研究,甚至连最基本的调查还未进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则只在蔚县发掘了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等几处遗址,其它地方未作任何发掘与研究。如此,考古学家们对桑干河流域的仰韶、龙山文化遗物为什么既包含全国各地特点,又比全国各地存在早的实际历史问题难以解释。对此,苏秉奇先生在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上提出他的‘三岔口’说,他认为“蔚县这一带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汇聚、融合的三岔口。”于是,张家口的文物工作者们就记住了这个“三岔口”论,谈到张家口地区的文物考古,就都津津乐道地用“三岔口”论来说事。

         其实,苏老先生关于张家口是全国历史文化的“三岔口”论,实质上是个倒因果的错误说法,其要害是受了现在流行的“中华文化多元形成”论的影响。而历史事实则是,张家口地区正处在桑干河流域,这里是黄色人种的进化形成地,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化不是多元形成,而是一元形成,中华文化是同古人类一起从这里走向各地,从而由一元文化形成多样性文化的历史体现。

         二、自然条件的剧变促进了历史文化产生飞跃性发展

         桑干河流域不仅是黄种人的进化形成地,而且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先进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因客观历史的自然条件所使然:桑干河流域是加里东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应力结合与转换的地带,这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挤压和扭曲力,造成了北纬39度线至41度之间的 “断陷盆地与地垒山地相间隔的地貌格局”。盆地的形成控制了区域内的水系发育,充水为湖。而山间地垒山地熊耳山在盆地中央,又将一个大湖分成了品字形分布的三个内陆古湖。北面的一个是“张家口古湖”, 面积包括了今天张家口市、宣化、万全、怀安、天镇、阳高诸县地;西南的一个,是“大同古湖”,它横跨山西、河北两省,面积包括了大同市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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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正楷、刘锡清:《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载《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四卷第三期。

 

 

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河北省的阳原、蔚县大部分或一部分,其水面有九千多平方公里;东南的 “涿鹿古湖”包括了现在的涿鹿县、矾山镇、官厅镇、怀来县、北京市的延庆县等广大地域。曲辰在黄阳山山根拾到过拳头大的蚌壳化石,在里虎沟、孙家沟土层中看到过小蚌壳,都证明古湖湖水曾经很广、很深。有大量湖水,地方性小气候就不干旱。如此,山上植被就好,到处是森林,湖中有各种水生动物。是时,这些湖边生活着“第三纪残留下来的三趾马和蹄兔;也有第四纪的标准属,如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步氏大角鹿、巨骆驼、四不象鹿、板齿犀;还有刺猬、短耳兔、丁氏鼢鼠、直隶狼、狸、熊、肿颚貂、桑氏水獭、獾、中国鬣狗、泥河湾剑齿虎、新猎豹、李氏野猪、角麂、翁氏转角羚羊、山东绵羊等。湖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湖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当时这一带的植物种类有:冷杉、云杉、松、雪松、铁杉、落叶松、榆、柳、榛、木犀科、麻黄、蒿、葎草、唐松草、莎草、禾本科、菊科、藜科、毛茛科、伞形科、蓼科、唇形科、石竹科、牛儿苗科、川续断科、水龙骨科等”,这就给进化中的古人类提供了很好的生存条件。

         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产、生活、文化对于进化中的古人类就有着重要的影响。桑干河流域的考古研究证明,在这一地域中生存、发展、进化中的古人类,至少在两百万年以来,其生产是以猎获野生动物为主,其生活以肉食物为主:

         ⑴ 马圈沟旧石器早期遗址发现于1992年,第三文化层的年代应接近距今200万年……作为目前泥河湾盆地最早的文化遗存,保存了当时人类进行聚餐食肉活动的遗迹,其被食动物是一头象。在这头象骨的周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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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卫奇、张畅耕、解廷琦:《“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载《地理知识》1997年第八期。

②       卫奇:《“许家窑人”的生活环境》,载《山西文物》1982年第三期。

  

布着一些天然石块和许多石制品。石制品多为边缘锋利的石块、石核、石片和刮削器,有的石片压在(象的)骨骼之下,有的刮削器置于肋骨之上。

多数骨骼表面保留着清晰的砍砸、刮削或刻划痕迹。这些重要的遗迹现象,主动地勾勒出当时的原始人类群体肢解动物遗骸、敲骨吸髓、刮肉取食的生活场面。”

         ⑵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出土人骨化石16件,代表着10多个男女不同个体;出土石球1059个,它是古人类狩猎的武器;有4000多枚马属牙齿,它代表着130匹野马和90头野驴。在石制品中,“粗大的石器非常少见,几乎都是细小的石器”。

         桑干河流域的泥河湾层考古,说明了这样几个历史发化的发生与发展问题:

         第一,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石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

          以采摘野果、挖掘植物块茎为生产生活主要内容,在石器的制造方面的要求就不那么高,有天然石块、木棍就可以进行;而以肉食为主,在石器、特别是小型石器制造方面就需要动脑子、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技能。因为,这时候需要的不是大型的砍砸器、投掷器、挖掘器之类,而是需用要质地坚硬、刃缘锋利的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之类工具,不然,便不足以肢解兽体、切割皮肉、刮削骨架。这类工具,主要要求的是工具刃缘坚硬锋利,而不在乎其器型的大小。而使刃缘锋利、坚硬耐用,就得以密度大、石质硬的石英石、燧石、花岗岩、玛瑙、玉石之类为原料。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欲求其坚,则难求其大。将坚硬石料加工出片薄、刃利、型大的工具,不仅费工、费料,而且成功率极小。反之,加工形体小的石器,不仅成功率大,而且由于轻巧,或手握,或镶以木柄,都是比形体大的要好用。如此,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上,小型石器的制造也就—————————————

①  谢飞著:《泥河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②  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原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7卷第4期。

 

 

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在整个以泥河湾层为代表的桑干河流域,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基本上都是由小石器向细石器过渡并形成,到了新石器时代,则形成的是玉器文化。

         第二,特定的生产方式促进古人类语言、智慧、团结精神的提高

         以采摘为主的生产,对于很多人团结协作的要求相对较差,而要猎获动物就大不相同了,它不仅要有很多人团结协作,而且要动脑子,要步调一致,要有一定的智慧,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要有指挥者,要有统一的信号等。如此对于人类的智慧、语言、团结协作、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逐步积累、进化、发展、提高,就会有很大的促进。桑干河流域古文化从考古学研究上所发现的一直很先进,一直走在历史发展的前面,这和其特定的生产、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中华文明发达之早的真正历史原因。

         第三,自然条件巨变逼迫着古人类改变生产方式,孕育了中国哲学

         桑干河流域既然是燕山、加里东、喜马拉雅运动应力结合与转换地带,由此而使这一地域的地下岩石层因扭曲、挤压、断裂,而产生移位、下陷、抬升,形成了串珠式的山间断陷盆地,并充水形成以地垒山地熊耳山为中心的“品”字形三大内陆淡水古湖,造成了山地湖边植物种属繁多,动物争相繁殖,给古人类繁衍、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摇篮”。同时它也就存在着重大灾变的必然性因素,这同样是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首先,桑干河流域是一个大陆上火山分布较多、历史上活动频繁的地方。如著名的察哈尔火山区,其熔岩形成的台地,面积约4400多平方公里。仅在大同市东南三十至五十公里的桑干河盆地中,就有二十多座第四纪火山。“东部的七个火山在中更新世开始喷发活动,大约距今三十至四十万年。在地区西部,火山熔岩覆于离石黄土之上,而又为马兰黄土覆盖。因此,这里的九个火山是在晚更新世时期,距今大约十五万年时开始活动,而在距今六至七万年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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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裴静娴:《大同地区火山岩流烘烤沉积物的发光年龄测定》,载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第556页。

 

 

其次,这里是大地震多发区。大约在距今三万年左右,由于构造运动而引发的大地震,使得恒山大断裂,“大同古湖”、“张家口古湖”、“涿鹿古湖”门栏处相连薄弱的山体大断裂,三个古湖的湖水同时外泄,这正是古籍中所载的伏牺、女娲时代冀州发生大洪水的史事。至距今一万五千年左右,古水才形成。同时,晚更新世冰期降温也随之出现,这就给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周延儒、张兰生、李华章三位先生依据他们对阳原县虎头梁更新世末期冰缘现象的研究和测定,证明“出现这一冰缘环境的年代在B·P·10000~27000年之间”。此后,到了距今八千年前后,才气候转暖,温度又比现在高2~5度。为了生存,人们从生产到生活方式,都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在冰期降临之后,桑干河流域原来的许多植物、特别是草本类植物的生长受到影响,这在古地层中的孢粉种属、数量上都有极为悬殊的变化显示,这就又给很多食草类动物的生存造成了困难,从而数量大为减少。动物的锐减又给人类的狩猎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人们面临着食物来源的危机。而这一时期由于三个内陆古湖的湖水外泄,古湖沿岸因退水就形成了不少的小浅水湾。这就又给那个时候的人们捕捞湖中的鱼、蚌之类充饥物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周易·系辞》中说,伏牺氏时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就记载的是这类史事。那个时代没有金属斧锯可以切割粗大木材以做舟船,在深水域,在江、河、湖、海中捕捞是根本做不到的事。然“大同古湖”等因门栏处山体断裂,湖水外泄,在持续不断的湖面收缩过程中,沿湖岸就会不断出现因退水而造成的浅水湾,这就使古人类捕捞鱼蚌之类水生动物成为可能。《离》卦的卦画“”就如绳线织成的网孔,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网孔漏水与网绳捕鱼,正是哲学上的阴阳互补,对立统一。确为哲学思想之体现;

以狩猎生产为生计的古人类,是会常常挨饿的。因为死兽肉无法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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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延儒、张兰生、李华章:《华北更新世最后冰期以来的气候变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保存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此猎物多时,要造成很大的浪费,而遇上天气变化不能狩猎或猎获无物时,饿肚皮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两万多年以前生活在桑干河流域的人们,被大自然剧变逼得发明了以网捕鱼之后,就会从中受到启发,也用绳网捕活兽。久之,人们就会发现,有些禽兽是可以人工饲养的,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死兽肉难保存的大难题!于是,以“养牺牲以庖厨”为特点的畜牧业生产时代,也就从此开始。

         大批饲养禽兽,饲料就又成了难题,于是人们就又在山坡、湖岸人工种植饲草饲料,如此,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一些野生植物就得到了选育、定向培育和优化,这就为后来的进入农耕经济生产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身,就使得生活在桑干河流域的古人类,历史性地摆脱了对自然产生食物资源的依赖,开始了利用自然规律进行创造性的食物生产,并深刻注意对天文、气象方面的观察与应用。

         在距今两万年前后的桑干河流域发生的事件,是特别重大、影响深刻而又深远的:山体断裂、古湖泄水而消亡,冰期出现等,必伴之以重大的天象发生。因为地球上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与宇宙天体运行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在短短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人类的生活中从狩猎到畜牧生产、从畜牧生产又转向发展农耕经济生产。这种自然变化引起人类生产、生活巨大而又深刻社会历史变革,就必然会使那一时期的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思想认识产生重大的历史进步,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天、地、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不仅如此,这天地之变,还影响到天地之间自然万物产生重大变化。而一切变化,又莫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天、地、人、时“四维一絷”哲学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与原因,是“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八卦定位、对立统一原则认识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基础。

         综上所述,不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构造运动,不同构造运动,造成的不同的自然条件,由此而决定该地域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的历史性——————————

①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变化。而这些自然条件中的任何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活动产生变化。由此不同地域会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产生出不同的历史文化。

         桑干河流域不仅是世界上人类繁衍、发展、进化的一个理想摇篮,是亚洲古人类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域,是中国历史上古文化发生、发展领先的地域,是中国上古重大史事的集中发生地域,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地,是伏牺氏始创八卦的地方。

         而人类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一旦掌握了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并以其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语言、行为,使之符合于历史客观规律,这就会形成一种对人类影响极大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了。换言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发达之早的深刻历史原因,是由桑干河流域的独特历史地理条件和其不断发生的历史变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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