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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正文

反思传统更应尊重文化的共有价值

原创于: 2018-02-13 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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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现代化大潮,由此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走出历史三峡,仍处于走向现代的变革之中。此前,几代思想先贤均以一己之力,探索中国的方向和现代化途径。对中国大陆而言,中外交汇,古今融合仍是艰巨任务。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备受关注,各种学说次第登场。那么,传统和文化应该如何复兴?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价值?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儒家思想可以治理现代国家吗?带着这些问题,凤凰网《高见》采访了研究传统文化多年的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

凤凰网《高见》:鸦片战争至今,中国几代知识精英都在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从晚清的郭嵩焘、王韬、严复,到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等等。1949年以后,海外的新儒家赓续了这一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再续传统一直走到现在,我想听你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一下,传统文化在过去大概近一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

刘梦溪: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汉唐至宋明、清的前期和中期,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这个概念才出现,是本土知识人士反思自己传统出现的概念。现在对这方面的分析有不同的思路,一个叫刺激-反应的模式,早期很多人持这种看法,后来又有学者提出,认为这个模式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历史演变的情况,因为中国自身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往前走,没有他者文化的进入,也会发展到现代的中国。

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但内在自生的走向现代说,只能是一种假设,并没有历史事实为之验证。刺激—反应理论,作为对历史现象的一种描述,不能说完全不能成立。历史事实是:清中叶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但在清朝的中早期,在康熙时期,当社会大体稳定下来,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康熙对科技,所谓西方的奇技淫巧很感兴趣,所以他不排外。但是后来发生了耶、儒的礼仪之争,迫使清统治者改变了政策。早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的是与中国文化合作的态度,一方面要传教,这个价值期待他不会放弃,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拜天祭祖并不公开反对,与儒家知识分子相处甚好,直到继利玛窦而起的汤若望,都是如此,所以在明清两代都受重用。中国的天文历算基本上用的是汤若望的。后来罗马教廷不允许传教士对中国文化过分妥协,说中国人的那个“天”,跟他们的“天主”是不一样的,要坚守自己的理念。在华的一些传教士不得不奉行罗马教廷的指令,也有一些传教士不愿意奉行教廷的指令,觉得这样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两方面的争论便开始了。同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也参与到争论里面去了。这个争论变得很大,传到宫廷,已届晚期的康熙说,别争了,你们都回去吧!所以到雍正以后,就慢慢形成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晚清。

凤凰网《高见》: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还是被打开了,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文化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所以,中国的大门不是自己主动打开的,是被人撬开的,老辈的这个叙述没有错。清的康熙、乾隆不用说,即使嘉庆、道光时期,西方人也没有想占领中国领土的意思,他们是想做生意,所以才有1793年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他的中心目的是想跟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商务关系。他的那条船,带来相当于一万七千英镑的礼物,作为谒见乾隆的见面礼,但是乾隆收下了礼物,却没有接受通商的要求。还礼是一个玉如意,其价值或许不低于那一船礼品。这次马戛尔尼的谒见,也发生了礼仪之争,是跪拜还是屈膝,还是不屈膝,或者屈一膝,争论了好久。

你看,这些争论背后的趋力还是一个文化冲突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未酿成轩然大波,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有相当的强势。汉代也是由于帝国处于强势,佛教静悄悄地传入,没有发生文化冲突。明代的天主教入华,也是如此。国家的主体强大,当外来文化进入时,就不会引发文化冲突。

为什么到晚清发生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国的国势太弱。大规模的西方文化进来,因为力量不平衡而引起震荡,这个震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原因。此情此景,你得想出一些对策。文化人、开明的官吏首当其冲,意识到中国这个古国正遇到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张之洞、李鸿章、王韬等,都说过类似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外国的轮船开到长江来了,西方人大批地来到中国了,不是要阻挡不要阻挡的问题,而是有一个经济利益的驱动,你要现代化,你要建工厂、兵工厂,你要修铁路,要电灯,你就得承认这个不如人家的事实,不想打交道也得打交道。

凤凰网《高见》:是的,晚清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但是它也并没有解决文化的冲突问题,您怎么看?

刘梦溪:这就是李鸿章起而办洋务的背景,时间是从1860年开始,一直到1894年,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从1860年开始呢?原因之一是1860年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这极大地震动了清廷,原来清朝基本上不跟外国主动发生交接,这件事的巨大刺激之下,清廷才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

文化的交接不可避免,除非重新闭关锁国,否则就无法阻挡住西方文化的进入。修铁路有争论,老百姓说吓得我们的母鸡都不生蛋了,破坏了龙脉风水等等。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国的文化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来了,我们自己呢?我们的固有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于是有中国文化之说。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什么关系呢?早期人士谈这个问题,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固守自大者说,西方那一套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有的我们早就有。但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开明人物的思想是一致的: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在整个的价值归属上并不是冲突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彼此是可以互动的,甚至在追求人类幸福的目标方面,在教人行善的方面,中西两种文化实际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面。这个思想可以直接追溯到孟子,孟子就认为人和人的“心”和“理”有所同然者,还讲到“东圣西圣,其揆一也”这样的话。当然孟子讲的东圣西圣是西边的周和东边的齐。但这个思想可以拿来类比为说,扩大到中国和外国,也无不可。同时也在反思,中国为什么不如人家,科技不如人家,经济不如人家,气势也不如人家,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古老的帝国落后了?

凤凰网《高见》:这种反思过程,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刘梦溪:早一点说,从龚自珍、魏源就开始了。龚自珍提出了“自改革”的概念,我的一位友人史学家朱维铮非常赞赏这个思想。并不是中国人不图变,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明朝的张居正的新政,也是处于不断的变革过程当中,但是大家有时候感到,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常常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直到戊戌变法,一次最大规模的变法,皇帝直接出面了,结果这次变法酿成的悲剧更为惨重,这就是1898年农历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使这次变法流产了。

但是你能看到,中国还是在不断地反思自己。自己求变,失败了,还会有新的求变,新的改革,所谓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但是历来都伴有激烈的争论:改革者要求变,另一种声音则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个从宋代的王安石开始,就是这个问题。你看《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生病了,探春出来理家,我们可以讲,她实际是在大观园推行了一种新经济政策,类似于承包制,与管理者的利益挂钩。但在施行之前和施行过程之中,不断引发讨论,就是薛宝钗、王熙凤说的,要叫老祖宗心里过得去,基本的礼不能变。贾母称赞王熙凤,有名的话是凤丫头这孩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她懂礼,懂得维护贾府的秩序,这样一个讨论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后来。

中国近代的大变化从哪儿开端呢?根本的大变化是由于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道光、咸丰以来的“自改革”,以及后来的反思,呼吁多,行动少,知识分子呼声高,权力者无动于衷。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吃了大败仗,被国人一向小视的“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以致倾家荡产地割地赔款,如此的大刺激是以前没有过的。于是群情沸腾,知道真的是国将不国了,全国的大变革浪潮由是而起。这个大变革直接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

凤凰网《高见》: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有了国学这个概念出现?

刘梦溪:与社会的变革和挫折并行的,甚至在变革之前就已经发生的,是对传统中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检讨。有人觉得是我们这个文化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例如是不是由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纲常伦理束缚得太死?还是明清以后固化的理学伤害了人性?最后似乎归结到礼教这个元凶上了,所以到晚清五四,群起而反对礼教。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由于西方太强,如果中国也那么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问题出在经济和军事。可是谁都无法否认,即使经济和军事,后面仍然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思想和制度是不能分开的。

至于国学,现在弄得很乱,把什么都当作了国学。无论哪一门学问,一热起来,就失去了本原,丢掉了真义。国学这个名词,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周礼》里边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但这里的国学显然指的是国立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乐师教舞蹈。此后两汉、魏晋、隋唐到明清,国学的概念都无一例外是指国立学校。明清以后国立学校一般设在国子监,国子监出来的学生可以获得监生的职称,这个《儒林外史》写得很清楚。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也有学校,但是州、府、县学出来的生员,不能取得官职,只有到国子监这个学校毕业后,才能得到官职名位。当然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传统社会的人才库完善地建立起来。

所以今天讲国学,首先一个区分,是要厘清传统社会很早出现的国学这个名词概念,和后来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这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件事。就如同西方文化来了,于是相对应的开始了中国文化的探讨一样,西方的学问来了,才想到我们自己的固有学问。现代国学的概念,1902年应该是最早出现的一次。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梁逃走了,当时梁启超在日本。他们在湖南的改革走在了全国最前面,陈宝箴是新政的领袖,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回到江西,后来被慈禧赐死。而黄遵宪是广东人,革职后回到广东梅县的老家。这个时候他跟湘政的同事梁启超有通信,梁在1902年写给黄的信中,提出想办一个《国学报》,黄遵宪则说,这个时候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他们此时使用的“国学”的概念,显然是把国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概念,而不再是国立学校的意思。

凤凰网《高见》:是的,“国学”一词最早就是从梁启超这里发端的,他提出国学这个概念,是想区别于西方文化吗?

刘梦溪:梁启超在1902至1904年写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也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近来有人很悲观,看见年轻人喜欢新学,吐弃国学,因此担心国学会被消灭。梁启超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外学输入获得成功,恰好可以使国学增添活气。可见国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反对外学而出现的。梁启超这段话,行文中把国学与“新学”、“外学”相对应来使用。这让我们想到1898年维新变法最高潮的时候,即那一年的五月份,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在外篇的设学一节提出,学校的课程设置,应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追溯晚清学术思想的变迁,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他做了一个不自觉的转译,本来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转移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和黄遵宪讲的国学,和张之洞讲的旧学,以及梁启超转移后讲的中学,大体上是同等概念。都是与西学、外学相比较的指中国固有学问的意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成了国学。最要不得的是将国学和从传统文化混为一谈,这种糊涂看法明显把学问的研究对象和学问本身混为一谈了。

至于当时讨论这个问题使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更变成了争论不休的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当中,李泽厚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严复还讲过,“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严复的思想,严复非常了解西方,一是因为他翻译了很多东西,《严复集》里边有两块东西,一是他自己的文章,还有一块是他译的这些西方的典籍前面加的说明,以及他在翻译当中对原文的改动,那就是他的思想,所以你要讲严复的学术思想,必须把他的那些译著也包含进去。这个体用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很有影响,我熟悉他,因为他也研究《红楼梦》,他的诗也写得很好,他曾经给蒋介石当过秘书,但是他后来不能回台湾,为什么呢?国民党失败之后,蒋跑到台湾,他自己到美国留学去了,蒋非常愤怒,永远不允许他回台湾了,他跟我讲过这个事情。周策纵有一篇文章,《中外为体,中外为用》,他的意思说,中国可以为体,西方也可以为体,各有其体用。说中国有自己的体用,西方也有自己的体用,自然是对的,因为在哲学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中国思想里常讲的话。以中国为体,以外国为用,体用分离,这个在哲学上有矛盾。中国和外国的不同的体用之间怎么来交接,实际上交接点在于文化的价值论理。

凤凰网《高见》:我觉得,严复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可谓一针见血,而周策纵先生的看法也很深刻。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梦溪:我的研究,这几年有一点收获,我得出一个看法,就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讲,在价值论理方面还是相同的地方多,这是人类的共同性和共通性的问题,你不能说西方就是另外一种人,中国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其实都是人。都是人,它就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易经》讲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的“同人”一卦,专门演绎的就是怎样与人和同,而与人和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思想。孟子说,口对于味、眼睛对于颜色,有同嗜焉。为什么有同嗜焉?从审美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经常有差异,但其中又有共通性,真正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对这个思想阐述最完整的是钱钟书先生,他在《谈艺录》的序言里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看到,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写的两句话:“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人类当然有共同价值,所以我讲六经的价值论理,我说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共同价值。

百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五四前后,对中国传统批评得非常严厉,可以讲出现了整体性地反传统的思潮,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第一流人物都站出来反传统,早期的共产党领袖之一的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他的态度是非常激烈的,他说如果你认为欧美文明是好的,你就不应该讲中国文化也是同样的好,二者必居其一,不能调和。胡适之也是新文化的领袖之一,他说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当别人批评他时,他说中国的守旧势力太深厚了,我说全盘西化,一折中还是个中体西用,这是他的原话。我们了解大作家鲁迅对传统的批评态度,那是尤其激烈的。一个时期集中地反传统的思潮对中国的传统是有杀伤力的,因为按照传统的传承来讲,一个需要有信仰的参入,还有一个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一个传统得不到群众拥护的话,这个传统的传承是有问题的。但五四时期那么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站出来反传统,直接结果是容易减弱群众对传统的拥护。为什么?当时那些人物都是一时的文化典范,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

凤凰网《高见》:这是否与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的一系列改革有关呢?

刘梦溪: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掌校,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聘请胡适之做文科教授,这两个人一到,北京大学便成为新文化的摇篮。当然另一种声音也有,有傅斯年的《新潮》,也有刘师培的《国故》,两边争论得很厉害。所以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真是好主意。今天检讨五四的反传统思潮,需要注意一点,即那些激烈反传统的人物,旧学的根底也很了得。

反传统归反传统,同时也为文化传统的传承做了很多实事。鲁迅不赞成国学的概念,说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他在《狂人日记》里就是这么写的;但他在整理古籍方面做了很多事,《嵇康集》就是他整理的,更不消说他的那些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文章,像《魏晋风度和药及酒的关系》。另外他写过《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鲁迅主张白话文,五四以后开启了白话文的潮流,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鲁迅的文章里,文言的根底超过当时许多人,由于他有深厚的文言根底,很多文言文在他的白话文章里面活了。读鲁迅会发现他的白话文很典雅,有学问。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这些典范型的人物,反传统固然对传统造成了杀伤力,减弱了民众对传统的拥护程度,但另一方面还须看到,他们反传统也是事出有因,他们反对的是旧礼教,对古代的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否定。

你看胡适写了多少关于古代人物和古典著作的文章,都是正面发掘其精彩之处。由于人们提倡孝道,鲁迅就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重新看看,能说鲁迅全然不对吗?甚至你会觉得,他们在新旧道德上瑕疵都很少,像胡适的太太是个小脚,后来周质平先生的研究显示,他在美国和韦莲司有私情,可是大家并不因此责怪胡适,这很有意思。

——引自“新浪博客”作者:凤凰网《高见》访谈员张弘

 

青囊客评曰:“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说的还是普世价值问题,东西文化“求同存异”,首先要找到“同”(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然后方能论“异”(价值差别)。如果只强调“特色”“传统”“国学”,就搞得水火不容,还谈何“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一点,中医教育是否也须反省,没有对生命与疾病的共同认识。中医的“特色”又何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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