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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正文

当今社会首要问题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原创于: 2013-01-21 07:45:03

标签: 遏制,腐败

俞正声说:“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俞正声说得真好,一语中的。改革开放的30多年,特别是过去发展的1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曝露出不少弊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如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使其趋于“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深化体制改革滞后了经济发展等问题,导致陷入了环境污染(近期大半中国人口稠密区的长时间严重雾霾不散就是例证)、资源浪费、食品安全、难以持续发展等困境。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成了特权人权力寻租的乐园。既得利益集团的滋生和成型,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十八大”期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披露,我国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已处相当高的预警指标,而且有继续走高的趋势。腐败蔓延势头严重,房叔、房婶、房妹、表哥、六多局长等惊人眼球的代表“人物”此起彼伏,涉案广度和方式频繁翻新,已积民怨至深,若不从根本上治理。不仅发展无后劲,还会危及到党的执政基础。

其实当今的贫富差距、发展弊端、民权民生等一切社会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腐败,若能遏制住腐败,我们的事业会如同长江流经西陵峡般的“高峡出平湖”,宽阔顺流奔大海去拥抱蔚蓝色的“中国梦”。

腐败是人类历史上久远的难题,在原始社会后期,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有产品剩余时就会有人想采取不当方式占有它,处于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动物本能,腐败也就孕育而生了。但腐败不控制,它将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轮回,世界各国因腐败导致政权更替的事例不胜枚举。执政党都将腐败作为“瘟疫”来防治,不敢丝毫待慢。习近平总书记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比如,食物为什么会腐?是因为周边环境的温湿度适合有害细菌生存与繁殖,经一定时间细菌的发酵,食物便会从外到里全腐透,接下来肯定生虫。因此惩治腐败只靠捉虫事倍功半,单凭思想教育和纯粹依赖严刑酷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理腐败要从整治环境入手,腐败的起因就是权力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就是俞正声同志所指的“根本”。目前我国最大的权力来自政府,所以规范、限制以及监督政府权力尤为重要。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规范政府权力,要对它重新定位。“十八大”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怎样在市场中把握好自己的定位,哪些领域该管,哪些领域该退出,如果要管,究竟应该管些什么,应该有明确的限制与制约,也就是阳光施政的问题。要减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瓜葛,从而减少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例如:我国的社会权力是集中到政府的,政府权力又是自下而上累进,全国的权力最终集中在了中央政府。而政府仅此为抽象概念,落到实处是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权力实际被分割到了各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人手中。于是就产生了中央政府部委中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人和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群体。他们这些年来在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的基调下,管辖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为他们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从而搭建了权力寻租平台,很容易滋生腐败。又如:地方政府的权力部门及其官员群体的形成。中央部委虽位高权重,但约束机制比地方强。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约束力更弱,有些连形式上的制约都没有,到了县以下政府的主要官员基本上就成了土皇帝,他们的话就是圣旨,他们的行动也豪无约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无疑使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更易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这些年来,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开发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很多党政领导,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造成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能耗产业压缩、食品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领域,几乎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群体。所以规范政府权力,使其放权回归市场是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许迈永等人之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关键在于他们手上的权力过大、监督与制衡机制太少所致。假设铁道部早早政企分离,刘志军肯定没这么大的权力,他也不至于走这么远。若地方政府跟房地产业无直接利益相扣关联,许迈永也许不会走上不归之路。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使其审批权最小化和尽可能少地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辅之财政公开民主、加强舆论监督等举措,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蔓延的有力措施。

其二,法律的完备与执行是从根源上防治腐败的强有力手段,依法治国,依宪制国是规范权力的有力保证。《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习近平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八大”报告也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任何法规都得服从《宪法》,一切权力都必须罩在《宪法》之中,不得逾越雷池半步,这是依法制国的根本保证。例如很多国人不理解美国的“禁枪”为什么屡“禁”不了,其根源就是他们的《宪法》规定了美国人民有持枪的权力,要彻底禁枪必须修改美国《宪法》。其实《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尊重《宪法》,给《宪法》装上虎口钢牙,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诸多难题将会迎刃而解。

其三,制度的健全与落实是监督权力的重要保障。邓小平曾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十八大”报告也说:“…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然而,因我们很多基础制度的滞后,配套措施跟不上等原因造成关健制度难以出台或落实。从而影响了制度管权的进展。例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是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的办法,也是限制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的有力措施。从2004年就开始着手制定,温家宝总理曾对全国人民表过态要作为自己的收官之作在2012年推出,可至今仍“不见庐山真面目”,温总理只能抱憾终身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今矛头大多直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绕,这肯定是一主因,但我们的相关基础制度与法规没跟上也是导致此方案难产的重要因素。其中至少有四点未到位之处:一是,怎样划分穷人和富人的问题;在未建立起涵盖全社会所有家庭的收入信息库前,开宝马车的富人有机会申请到经济适用房或保障房,拥有千万资产的人也可能拿低保,而真正的穷人有拒之门外的可能,因为政府拿不出界定贫富的依据。二是,拿什么来调节贫富差距;缩小贫富差距主要靠税收调节。而我们税收增值税等间接税占7成之上,所得税只有不足3成的份额,其中大头还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变得不足轻重了,很难起到调节作用。加上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只局限于可见的货币收入差异,更大的是个人财产的差距,房产是我国居民重要的财产,开征房产税是构成调节存量资产的重要手段,但房产税至今尚处试点,而且不对存量房进行征收,这些也是导致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三是,解决缩小贫富差距机制源头的问题;要铲除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源,必须打破行业垄断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而现存垄断的支撑点就在政府身上,政府拿自己开刀的主观能量有多大,这也是未解因素。四是,时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推出是否适宜的问题;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不仅是对既有分配秩序的调整,还是对原有分配体系的重新洗牌。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富人大量财富转移。现今西欧一些国家拟调高富人的所得税,致使不少富豪要移居低税率的俄罗斯等国便是佐证。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又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此时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会加大企业的用工成本,可能对促使跨国企业外迁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这个道理。又如,被世界上称之为廉政楷模的一些国家验证过的、能很好起到预防腐败作用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迟迟难以实行,从中可窥视其阻力之大略见一斑。反腐制度本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因制度滞后和难以落实反倒造成很多被动局面。例如,在“房妹”案中,翟振锋依靠新注册的户口隐匿了财产和房产,一家共购买了29套房产,而他位于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的户籍名下,却没有一套房产,就此从外界看来翟振锋俨然还是一位清廉官员。因而得出,如果中国的基础身份制度能被官员们玩弄于手掌之中,那么再多的财产公开方式也将成摆设。官员们以其多重身份来转移资产,用以对冲未来的公示风险。当我们一些官员和学者还在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怎样执行与何时到位争论不休时,贪官们就已做好了防御准备。更何况“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道“防火墙”还未立起之时,二者的距离差就尽显其中,可看出与之配套的措施是何等地重要。所以制度反腐任重道远,不可有半点懈待。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因新旧体制转轨积淀下来的种种腐败行径、社会矛盾和弊端不可能一夜间解决。王岐山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用心良苦,书中讲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态与当今中国社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失为很好的借鉴方式。其实,民众也理解党和政府的难处,知道自身的诉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如同上善若水心底净般剔透,有着厚德载物天地宽之包容,明白很多问题只能在不断地深化改革中解决。他们只是希望党加大反腐力度,找回当年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公平正义的蓝天,为明天、为后代争得一个靠自身努力能改变命运的公平机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只能靠劳动创造,精神追求平等才是永恒的主题。都是处在同一部《宪法》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论钱多钱少、富足和贫穷都具有相同的人格和尊严,每一个公民都具备宪法赋予的同等的权力,这样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去园我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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