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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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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经历系列之三:关于科学知识的阅读

原创于: 2015-04-24 16: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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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由两大背景决定的,一是他的生活;二是他的阅读。

经常有人问我,你读过些什么书,能不能向年轻人推荐一些。我就面有窘色,一时答不上来。一般作家谈阅读时都能很潇洒地说出那些大部头,读过多少外国名著。我却不能,就算读过几本,也早已忘掉了。我不是小说作家,是写文章的,正业曾是新闻写作、公文写作,业余是散文写作。这些都强烈地针对现实,不容虚构情节、回避问题,否则写出的文章就没有人看。所以,从作家角度来说我的阅读是一种另类阅读,是“撒大网、采花蜜”式的阅读。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人人经历过的最普遍的阅读方式,只不过可能我更认真些并且与写作联系起来。这种方式对学生、记者、公务员和业余写作爱好者可能更合适一些,我就都曾有过这些身份。下面是我阅读和写作的简要经历。


《我的阅读经历》系列由五篇组成:

一、关于诗歌的阅读

二、关于散文的阅读

三、关于科学知识的阅读

四、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

五、有阅读,人不老

            

之三、关于科学知识的阅读

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苹果。一个记者、作家只读社会科学不读自然科学,他眼里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是学文科的,后来的工作也不是科技领域。但是误打误撞,进入了科普写作。经过“文革”十年浩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报刊上沉寂了十年后科普文字如雨后春笋。被耽误了的一代,有的恶补文学知识,搞创作;有的恶补科学知识,准备升学或搞科研。我出于好奇,也开始浏览一些科学故事。

那时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跑科学口和教育口。科技工作者思维活跃,读书多,常讲一些我所不知的,他们学科领域的故事,很吸引人,科学并不枯燥。我也常采访学校,看到学生读书很苦,而且不少人对数理化有畏难情绪,心里烦燥。我发现这原因不在学生,而在我们的教学不得法。科学和教育没有沟通。小孩子先有形象思维,数理是逻辑思维,很多学生一下子不适应。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想能不能转换成思维,把课本里公式、定理的发现过程、人物故事写出来,让学生像读小说一样学数理化。我决定尝试一下。

第一步是找故事。读所有能看到的科普报刊,按照中学课本里的内容寻找公式、定理背后的故事。大量剪报,分类剪贴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几大本。除了剪报又摘卡片。那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百度等搜索,大学一入学的训练就是手抄卡片。我专门做了一个半人高的卡片柜,像中药店的药柜。只读报刊当然不够用,又读科学家传记,如《伽利略传》、《居里夫人传》、《达尔文传》等。读单本书不行,还得宏观把握科技进步的过程,又读科学史、工具书,如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之类。有事实和故事仍然不够,还得恶补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论。现在还留有印象的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国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俄裔美国著名科学家阿西莫夫的科普系列、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小册子《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等。我走的还是经典加普及的路线,读那些大家的最好的经典普及本。如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964年版,100多页,才37分钱一本。

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数学方面的。我们在初中就学过什么是“无理数”,这是个抽象概念,怎么还原成形象?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死后几个学生在争论老师的学问。一个叫西帕索斯的说,他发现了一种老师没有发现的数,比如用等腰三角形的直角边去除斜边,就永远除不尽。别的学生说,不可能,老师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你这是对师长的不敬。当时大家正在船上,争到激动时不能控制情绪。几个人便把西帕索斯举起来扔到海里淹死了。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有理数,这个新数叫无理数。这就是我小说里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1月结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辞:“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20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书作序。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科学阅读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充实了我的散文创作。我们常说,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就是说由宏观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学的眼光看文学,至少写作时腾挪的空间会更大。比如,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伟人人格的魅力,谈到为什么他们虽已故去多年又让人觉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对论”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在《最后一个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原子裂变,即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来喻人格“裂变”的能量。

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一文中,写到这个富裕村的陈列室里张贴有800年前辛弃疾描写江南生活美景的词,又写到他们现在公共福利的分配方式,就用科学术语来解释:

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陸上“游荡的幽灵”,一个漂流的理论基因、科学基因。160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800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板本,如华西村、南街村版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辞上有一种格叫“拈连”把本是用于描述甲事物的词汇移来说乙。如“相对论”、“裂变”、“ 基因”都专用的物理、生物词汇,却用来说人和事。把科学思维、科学术语用于文学,正是一种跨界大拈连。拈连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喻,是隐喻。而比喻中甲乙两物是相距愈远,性质差别愈大,所产生的比喻效果就愈强烈。

因为阅读科普作品,同时又采访科技界,使我有机会参加有关学术活动。19848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思维科学讨论会,筹备成立思维科学研究会,我有幸参加。这种综合学科的研讨与文学界开会有很大不同。会议人数不多,一共才59人,但名家不少。我过去的偶像如钱学森、吴运铎、高士其等都出席了,还有80岁的心理学教授胡寄南,美学家李泽厚等。钱学森用一整天的时间做开场报告,后几天就坐在台下仔细听。大家自由争论最前沿的知识,主要是讨论思维规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同及联系。就在这次会上钱学森提出五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和特异思维。耳听笔记,这是一种近距离的阅读,让我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个大扩张、大转换。自从增加了科学方面的阅读,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有这么大,思维方式可以有这么多种。自觉头脑比原先灵活聪明了许多。后来我与人合作写了一篇谈思维科学的文章,经钱学森先生审定发在《光明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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