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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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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吴伟斌新著《新编元稹集》出版

原创于: 2016-02-14 22: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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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吴伟斌先生的学术新著《新编元稹集,近日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700多万字,分16大册,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吴伟斌先生,是我大学时的老同学。他1978年师从母校唐圭璋和孙望两位国学大师学习研究唐诗宋词,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著作颇丰。其中,尤以研究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出类拔萃,已有70多篇论文和多本学术著作面世,全面考论了元稹的方方面面,纠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一些错误记载,商榷鲁迅、陈寅恪、岑仲勉等名家的权威结论,提出了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许多新观点,破解了中唐历史上的不少谜团,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元稹问题一直无法自圆的诸多问题。
吴伟斌先生积36年之心血,先後撰寫了《元稹評傳》、《元稹考論》、《元稹年譜》等著作,同時又完成了對元稹詩文的輯佚、校勘、註釋、箋證、編年、辨僞等等工作,編撰篇幅甚巨的《新編元稹集》。就一个古代作家的作品研究,能收获如此成果,这在学术界实为近年所罕见,值得关注。
 
 
 
 
 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为吴伟斌新著《新编元稹集》写序说:

我與吴偉斌同志相識於三十年前,縁由是元稹研究。三十年來,或見面交談,或通信叙情,或電話溝通,話題從來沒有離開過元稹研究。儘管如此,當吴偉斌同志近著《新編元稹集》的初校樣放在我面前的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有點意外:校樣總字數在七百六十萬上下,累高竟有九十公分左右。內容之豐富,自然不難想像;新见之疊出,更是可以想見。作者由此而付出的艱辛勞動,使我作爲也是古代文學研究者,確深有同感。這部書稿,在嚴密論證之下,不時糾正舊繆,考論新見。綜觀全書,吴偉斌同志盡心盡力,既遵循古籍整理之原有優良傳統,又在這樣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拓展。具體來説,我有如下觀感:
選本得當:元稹長慶四年所編《元氏長慶集》流傳至今,有兩種版本較爲完整:其一是明代弘治元年(公元一四八八年)楊循吉據宋本傳抄的《元氏長慶集》,通稱“楊本”;其二是明代萬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〇四年),馬元調覆刊本,通稱“馬本”。“楊本”面世較早,但闕漏不少。“馬本”雖然晚于“楊本”一百多年,但經馬元調多方搜索,增加了六卷補遺;六卷補遺雖然也雜有他人的少量詩文,但瑕不掩瑜,無疑比以前各本有較大的進步。故清代乾隆年間編行《四庫書》,“馬本”即被作爲《元氏長慶集》的最佳刊本選入。吴偉斌同志此次選擇“馬本”作爲底本,我個人認爲是合適的、明智的。冀勤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元稹集》則以“楊本”爲底本,各取所長,當也無可非議。但楊軍近年問世的《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以“楊本”爲底本,其“文章卷”又以“馬本”爲底本,我以爲考慮欠周,做法似可商榷。
輯佚全面:北宋末年劉麟父子所編《元氏長慶集》原有元稹詩文九百七十八點五篇,吴偉斌同志《新編元稹集》現輯有詩文二千五百六十六篇。其中經《才調集》、《全唐詩》、日本花房英樹以及吴偉斌同志自己的收集,共計輯佚篇目一千五百八十七點五篇,其中的一千二百八十三篇,已出版的《元稹集》、《元稹年譜》、《元稹集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等均没有採録,也没有編年,現爲吴偉斌同志獨家所輯佚,占全書稿的百分之五十,占所有輯佚篇目的百分之八十點八二。《新編元稹集》輯佚之全面,收集之詳盡,篇目之衆多,爲近年元稹研究中所僅見。尤其是長慶四年元稹親手編集《元氏長慶集》之後至元稹暴病身亡的大和五年的七年間,吴偉斌同志輯佚元稹散佚散失詩文三百七十一篇,占七年全部詩文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三七,填補了元稹後期詩文創作的大段空白,非常寶貴。不僅如此,吴偉斌同志對散佚或散失在諸多古代文獻中的元稹作品,沒有盲目跟進而不加辨别地收集,而是根據他自己掌握的元稹資料進行認真的甄别,去僞存真。如留存在《新編元稹集》附録中的六十八篇作品,一直被前哲或今賢,如《元稹集》、《元稹年譜》、《元稹集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等認定爲是元稹的作品,則是經過吴偉斌同志認真辨别之後排除在《新編元稹集》之外的詩文,避免了魚龍混雜、真假莫辨的誤失,更應該予以肯定。

校勘精細:校勘是一項繁瑣而又必須小心翼翼進行的工作,因爲它是古籍整理必不可少的基礎,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步《新編元稹集》的校勘,不僅顧及《元氏長慶集》各種不同版本的異文,同時還兼及目前能夠見到的有關元稹詩文的多種文獻資料。這樣,某一篇詩篇或文章,參與校勘的文獻往往多達十多種,除《元氏長慶集》的不同版本外,常見的《文苑英華》、《全唐詩》、《全唐文》、《唐大詔令集》、《册府元龜》當然要參與校勘,不常見的文獻如《增注唐策》、《文章辨體彙選》、《歷代名臣奏議》、《登科記考》、《容齋隨筆》、《唐人萬首絶句選》、《何氏語林》、《清波别志》等也參加校勘,工作量當然成倍增加,而精確度也相應得到提高。且傳統意義上的校勘,只是出示某一作家在不同版本的詩文集間的異文,大多不表明自己的主張,由讀者根據提供的情况自行確定;《新編元稹集》的校勘不僅客觀上表示異同,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觀點,不避難就易,不把難題留給讀者。這樣認真的校勘,大大方便了不同層次讀者的不同需求,受到讀者廣泛歡迎應該是在意料之中。

箋注科學:箋注分“註”與“箋”兩個部份,《新編元稹集》的註釋不是簡單抄抄詞典,而是結合元稹的生平加以考察,深入而淺出,給出恰當解釋。如果吴偉斌同志沒有數十年研究元稹的功力,則難以做到這一點。每個解釋之後,又附有書證加以證明。所取書證,既爲解釋詞義服務,同時又儘量以內容通俗、辭藻美麗的標準入選,以便與元稹的詩文互爲補充互爲映襯,充分展示我國古代文學花苑中的艷麗景象。這不僅有利於一般讀者對古籍的正確理解,也有利於我國傳統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之國策的推行。作者結合三十多年的研究心得,在認真解釋詞義的同時,又時見吴偉斌同志得心應手之箋文。如《論教本書》箋文:“綜觀《論教本書》全文,中心突出,結構嚴謹,脈絡清楚,層次井然,並無一節一句一字涉及王叔文王伾等人。既然如此,所謂元稹《論教本書》抨擊王叔文王伾反對永貞革新又從何説起?”可謂一語而中的。又如《上門下裴相公書》之箋文:“元稹前期曾經支持裴度彈劾權臣的鬥争,並因此招致元稹與裴度一起出貶洛陽,元稹出貶爲河南縣尉,裴度出貶爲河南府功曹,即所謂‘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塗’。中期元稹貶放外任十年,而裴度已經登上宰相的高位,本文即是元稹委婉懇請裴度儘快結束自己的貶謫生涯,並將自己調回京城任職,但裴度不予理睬。在摯友崔群的幫助下,元稹最終於元和十四年近移虢州,這年年底回到京城,任職膳部員外郎。此後元稹仕途順利,最終拜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這時裴度因自己兒子被長慶元年科舉復試被榜落,裴度因此怨恨元稹,並因他人亦即王播的挑撥而與元稹交惡,無中生有三次彈劾元稹勾結宦官,最後導致元稹被罷免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之職,貶任工部侍郎。”將元稹與裴度之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一一指明,也將元稹于元和、長慶間仕途起起伏伏的原因明白標示,從而引導讀者順利閱讀《上門下裴相公書》,揭示了中唐歷史上一直被掩蓋被歪曲被誤解的謎團。

引用廣博:《新編元稹集》書後附有《主要引用書目》,計有一千五百多種,它們包括《全唐詩》、《全唐文》、《文苑英華》等典籍,涉及文學、史學、小學、地理、醫學、農學等學科。這,在一般的學術著作中也不多見。作者自述:主要引用書目“雖然不能説是挂一漏萬,但遺漏在所難免”,這是作者的謙虚之辭,如果《新編元稹集》沒有如許廣博的涉獵面,相信作者難以輯佚元稹詩文一千多篇,也難以破解歷史典籍存留的諸多謎團,此真是不言而喻。可以説,如果作者沒有傾注三十多年的心血,要想如此廣泛的涉獵如許衆多書目確是不可能的。

正誤嚴謹:《新編元稹集》的正誤較多,大到元稹“勾結宦官”、“謀刺裴度”、“以張生自寓”、“玩弄薛濤”諸多歷史冤案的正名,小到一字一句的辨僞,如白居易《感舊序》“元相公微之,太和六年秋薨”中的“太和六年”應該是“大和五年”之誤。又如陶宗儀《輟耕録》將李賀“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兩句誤認爲元稹詩句,《全唐詩續補》、《元稹集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均誤從;又如被《元稹集》、《元稹年譜新編》誤認的王安石《桃源行》“漁郎放舟迷遠近”爲元稹佚句……這樣的正誤在《新編元稹集》中隨處可見,多不勝舉,而一一舉正無疑需要花費作者不少的精力,但這樣的付出無疑有利於讀者的閱讀,這種嚴謹的學風是值得注意並應該提倡。

編年詳實:吴偉斌同志的詩文編年,認真而嚴格,每一篇詩文的編年,都列出可信從的根據,而且還與現代出版的同類著作的詩文編年加以對照評析,求真求實。如元和五年的《夜坐》、元和十年的《感夢》、長慶元年的《郭釗等轉勳制》、大和五年的《遭風二十韻》等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碰到複雜難辨的問題,《新編元稹集》則不惜花費較多的筆墨,加以考證,辨明真相,如《鶯鶯傳》的作年考證、《有唐武威段夫人墓誌銘》與《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作者辨别、作年考實就是另外兩個明顯的例子。而隨手翻閱已經出版的幾部元稹研究專著,編年的情況就不像《新編元稹集》這樣認真。如元和四年,元稹《除夜》詩之後,《元稹年譜》又編年詩四首,《元稹集編年箋注》編年詩篇十四篇,《元稹年譜新編》編年詩歌九首,而這顯然是有悖常理的編年。《新編元稹集》另一個着力點在元稹詩文的混合編年。傳統的編年一般是詩歌編年與文章編年分别進行,如果兩者混合編年,自然增加了編年的難度。《新編元稹集》的編年,從元稹第一篇作品的面世到元稹謝世前最後一篇詩歌的存留,不論是詩歌,還是文章,不論是集內詩文,還是散佚散失詩文,一律都是按元稹寫作時間之先後編排,形成一目了然的元稹三十九年詩文創作的“路線圖”。不僅如此,《新編元稹集》在它的編年欄目內,首先陳述《元稹年譜》、《元稹集編年箋注》與《元稹年譜新編》的編年意見及編年理由,這既是對原著者的尊重,也是正規學術研究必須具備的摯實態度。然後逐條提出三書陳述理由之不當,接著陳述自己的編年理由與編年意見,讓讀者客觀聽取雙方的不同意見而判定史實的是非,決定自己的取捨,這是傳統學術研究的科學規範。抽查數十處《新編元稹集》詩文之編年,篇篇如此,無一例外,給人予客觀公正之感。《新編元稹集》還在書後附録《<新編元稹集>與<年譜><編年箋注><年譜新編>編年對比表》,羅列四書對元稹詩文不同的編年意見,《對比表》顯示,《新編元稹集》與其餘三書的編年異同竟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又隨手抽查數十處四書詩文編年之異同,果然如此。

 

 

 吴伟斌;江苏吴江人,1943年生。1966年南师大中文系毕业,1978年师从唐圭璋、孙望两教授学习唐诗宋词,授文学硕士学位。其后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担任编辑室副主任、编审等工作。业余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吴伟斌先生在新著《新编元稹集》前言中写道: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本人有幸師從唐圭璋、孫望兩位國學大師攻讀唐宋文學。在兩位導師的指導下,最終確定了我的元稹課題的研究方向。數十年來堅持不懈,本人撰寫了七十多篇論文,發表了不同於他人的諸多新見解,力求恢復元稹的歷史本來面貌。本人元稹的研究,得到了兩位導師的由衷認可與一再鼓勵,得以堅持始終,努力前行。2008年,本人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元稹考論》(六十五萬字)與《元稹評傳》(五十九萬字)兩書,對元稹進行全面的認真的歷史回顧,抨擊貶低歪曲元稹的許多不實之辭,給歷史人物元稹以科學的客觀的評價。

對拙稿《元稹評傳》與《元稹考論》兩書,傅璇琮先生曾熱誠爲之作序,并給予高度的評價,其《元稹評傳序》與《元稹考論序》云:“這兩部書是我們現在唐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值得關注的學術新著。之所以説‘值得關注’,是因爲吴偉斌同志的研究頗有特色,這兩部著作之考證、評論,及其所得結論,對唐代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研究,能起學風思考的作用……除文學創作外,元稹還應該是中晚唐之際積極參與政事改革的實踐家。但從晚唐五代開始,直至二十世紀,有關記述元稹的史傳、筆記、年譜、專著、論文,多將其評爲“勾結宦官”、“巴結藩鎮”、“反對革新”、“拋棄鶯鶯”、“玩弄薛濤”等等,不止人品卑劣,且貶其詩歌淫豔、晦澀,幾乎已成爲共同結論。在唐代作家中,其生平事蹟記載之差謬,文學創作評價之錯訛,未有如元稹者。這種不正常現象却未受到重視。對這千餘年來似已成爲公論的曲解,要加以辨證,是要有勇氣的……吴偉斌同志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爲首次否定元稹‘勾結宦官’説,首次否定‘張生自寓’説,確表現他年輕時就極爲難得的學術探索和創新的勇氣……這是至今爲止最爲全面、客觀的一部元稹評傳之作。特别是記述元稹在通州、浙東、武昌等地的遊歷,及與當代詩文名家的文學交往,頗有勝讀之感。”又郁賢皓先生在《光明日報》上所撰之文《撥迷霧澄懸案》有言:“(吴偉斌同志)以詳實的證據、周密的論證,對元稹的生平事蹟進行了全面的考論,訂正了《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書中的不少錯誤記載,對魯迅、陳寅恪、岑仲勉等名家的權威結論有較多的商榷,提出了與傳統説法不同的許多新觀點,從而勾勒出元稹的歷史本來面目,破解了中唐歷史上的不少謎團,並解决了學術界關於元稹評價上一直無法自圓其説的諸多問題。可以説,這是兩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著作……兩書互相補充,

互爲印證:《元稹評傳》全面展示了元稹生平的各個方面,是《元稹考論》論述元稹的堅實基礎。而《元稹考論》解决了元稹的諸多重要問題,是《元稹評傳》闡述元稹一生事蹟的有力支撐。”而即將問世的拙作《新編元稹集》,在輯佚、校勘、註釋、箋證、編年、辨僞等方面認真研究,深入探討,既遵循古典文學研究原有的優良傳統,又力争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拓展。我們在《元氏長慶集》原有篇目的基礎上,將元稹詩文篇目數擴展至原來的二點六倍。《新編元稹集》力圖在《元稹評傳》與《元稹考論》的基礎上,努力顯示元稹存留世間每篇每句的真諦,進一步詮釋與論證元稹詩文的方方面面,認真匡定每一篇詩文的具體寫作時間,努力還原元稹三十九年詩文創作的“路線圖”,徹底揭示元稹生平與元稹思想的歷史本來面目。如果天假餘年,我們還想將已經初步成稿的《元稹年譜》、《元稹續考》推出,與《元稹評傳》、《元稹考論》、《新編元稹集》一起,合成個人一千多萬字的《元稹研究文集》,全面評説元稹的當年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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