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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山东辱母案,从严治警没有很好的体现

原创于: 2017-05-28 14:56:27

标签: 山东辱母案,于欢案,最高检,从严治警

文/东方阿德

于欢案二审27日开庭,山东省检察院则在26日宣布“民警处警不规范,但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同日媒体披露,“山东聊城冠县纪委、监察局对于欢案处警民警作出处分”。

笔者以为,官方在于欢案开庭前密集的晒出相关处理意见,相对弱势来说,这样的程序和信息对于欢案有没有影响姑且不论,只从笔者个人的感受来说,官方这样做颇有“群殴”或者说“欺负人”的架势,那就是无论法院改判与否,山东相关警员的责任定性就这样了。

毋庸置疑的是,在最高检和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态势下,二审法院势必依据事实和证据,对于欢案,给人民一个负责任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交代。

今早又读到了最高检对于欢案的自卫性质认定,笔者算是对我们的法律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但是,即便处警警员构不成渎职罪,官方也应对事件所引发的恶劣后果严肃追责,而不是不痛不痒的各打“几板子”了事。

事实上,无论是山东省检察院还是聊城冠县纪检监察,都在公诸于众的处理上有相同的表述,那就是都承认警方存在一定过错。

山东检察院认定“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中也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问题”;聊城冠县认定“经查,2016年4月13日,冠县崇文派出所副所长郭增金带领民警王斌、张宪超、辅警赵一鸣在处置苏银霞警情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苏银霞的人身安全;2016年4月14日,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朱秀明带领辅警宋长冉、郭起志在处置源大工贸公司警情时,在多名讨债人员限制苏银霞、于欢母子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对现场局势稳控不力。”

两次处警,两次不依法履职,不依法作为,足以显见聊城警方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和业务水平是怎样的松垮。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是什么?人民警察不仅是法律的捍卫者和执行者,还是通过法律的正确有效执行,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践者。而人民警察的底线是忠实履行职责,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职业操守和护法精神。

不做法律的捍卫者和执行者,没有了忠实履职的底线,就等于对法律、对人民没有敬畏之心。如此还谈什么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谈什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以,笔者认为,涉及辱母案的相关派出所领导已不适合再担任领导职务,甚至个别警察也不适合再当警察。要知道,正是因为处警警察没有依法解除可能造成的后果,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严格的说,正是因为两次处警都没能做到依法履职,才造成了警察在场依然发生了悲剧的恶劣后果。

笔者认为,对一个案件责任的定性,既要全面的看,也要重点的看。山东检察院和聊城官方说了一堆,几乎着重的都是“事后”。相对一桩命案,拿“事后”民警如何如何有作为,有什么用?事前干什么了?若民警事前依法履职,何致惊天命案发生?说一千道一万,包括最高检,能否认于欢案不是警察的一定失职所造成的?然而,几家都看到了问题,又对警员从轻发落,试问,开除再多的辅警就能换来警察素质的提高?就能解决当地警察法纪不严的丑象?

同样道理,一桩明显带有自卫性质的案件相关法院却审判失误,结合聊城对涉事警察轻描淡写的处理,似乎也意味着法官错判的责任也大不到哪里去。

再有,个人认为,山东检察院的一个微小表述也值得推敲,那就是显示民警“朱秀明(女,26岁)”。笔者以为,警察都应是合格后才称为警察,而把一位民警的年龄有意显示出来,是想博得大众对“经验不足”的同情?也许这是我的误读。不过,要是误读了,请问于欢才多大?恐要比女警官还小,难道年轻就是不捍卫法律的理由?笔者不希望我们的司法搞无用之功和“低级技术”。

笔者认为,针对辱母案,针对任何一个案件,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的民意是打心底希望我们的司法践行公平正义,希望司法队伍不要胡作非为,而要做遵纪守法的表率。

笔者为最高检实事求是的定性于欢案的自卫性质而喝彩。

但是相对山东聊城来说,一支队伍,没有铁的纪律,没有从严治警的决心,没有改变作风的铁腕,它究竟会是一支什么队伍,笔者充满忧虑。或许,辱母案当事者多次拨打110,多次拨打“市长热线”,最终还是发生了悲剧,就能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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