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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的历史终结

原创于: 2013-07-22 18:16:12

标签: 现代企业,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的历史终结

 

谈到企业的利润目标,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因为人们现在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最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国有(公有)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搞不好的,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还有不少人也都反对这样的观点。比如,金碚先生在其《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一书的附注中就这样介绍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方便的假定。实际上,在现实经济中,企业未必将利润最大化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尤其是不会将其作为唯一目标。有的学者指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利润最大化而盲目追求利润,将导致自我毁灭的灾难。’(参阅查尔斯·汉普登-特纳、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见该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但是,现在看来传统的看法十分顽固,已有的异议不足以转变人们的思维惯性,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剖析。

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认为,在私有产权制度中,所有者拥有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他们会因高效经营而收益,也会因低效或无效的经营而受损,因此,利润最大化对企业主有很强的激励—约束效应。而在国有产权制度中,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因而任何个人都不能对企业的资产提出剩余索取要求,这就决定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缺乏监督国有企业提高利润的激励。作为国有产权代表的政府,又因为同时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有可能为了其他目标而牺牲利润最大化目标。此外由于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的高成本,政府很难有效监督每一个国有企业都能够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因此,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对于国有企业很少有激励和制约效应。(参见刘凡、刘允斌《产权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99-200页)

这段话基本说清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以发现了其“死穴”或“罩门”。请注意,这里谈到对“利润最大化”的激励和约束效应反映最强烈的,是“私有产权”的“所有者”,是“企业主”。“私有产权所有者”和“企业主”作为等同的概念在使用,这说明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思想,主要产生在企业主同时也是私人所有者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尚未分离的传统的私有产权时代。

那样一个时代,也就是《国富论》的作者、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那时的所谓“企业”,其实都是小型的个人企业或少数几个人的合伙企业,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或对企业的直接指挥,努力地为市场生产商品或从事商业活动。在那里,企业主既是所有者也经营者,作为所有者的思维和作为经营者的思维高度统一、完全合一,或者说作为经营者的他完完全全服从于同时作为所有者的他。私人所有者关注自己的投资回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就成了经营者的行为准则,成了企业经营的目标。可以说,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在私人企业主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私人所有者为了保证自己投资回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也许无可厚非。因为作为自然人,其生命是有限的,能够从事经济活动的时间就更短,而且其自然寿命的长短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时间往往不是自己能够预期的,这就决定其在谋取利润方面有着明显的紧迫感。私人所有者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潜意识”,即在有生之年,在年富力强之时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他们必然希望投资回报期越短越好,投资收益越多越好。不完全理性的私人所有者,不考虑长远、不顾及他人而追求自己投资在短期内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不奇怪的了。

但是,随着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实现规模经济的股份公司的出现,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利润的魔力削弱了。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之上,所有者不再管理具体的企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了职业经理。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能否被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全盘接受,也就成了问题。

公司的经营者(控制者)和股东不同,他们投入企业的主要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智力、是学识、是胆略、是能力,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人力资本。他们需要利益的回报,因为这是他们的智力、学识、胆略、能力培养和提高所必需的,但是他们往往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看重其智力、学识、胆略、能力展示所获得的成果。正如管理心理学中激励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自我实行是最高层次的需要。一般说来,对于公司的经营者(控制者)这样的高端人物来说,这才是他们的理想,也是对他们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有了成果,丰厚的报酬唾手可得,公司搞砸了,期望中的名利皆成泡影。因此争取企业有较好的盈利,以赢得股东的认可,这是他们首先必须考虑的。但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最可能的应是如何使公司具有的长久的赢利能力,而不可能醉心于只考虑眼前不顾及长远的“利润最大化”。

美国一家著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这样说道:

“对于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企业的永存。在我接管公司以后,我会找到一个较好的结合点。我必须照顾到股东,但是我不会过多讨好股东的。”(《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Transaction版导读,〔美〕阿道夫·A伯利  加德纳·C米恩斯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版,第12-13页)

笔者刚开始读到这段话时会感到难以理解,但仔细一想,不由得不佩服这位首席执行官的高明。这段话虽然说得还比较含蓄,但却毫不含糊表明了“利润的最大化”的原则在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命运,也揭示了现代公司得以健康发展奥秘。

大家知道,股东的投资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作为一个企业,不仅仅需要股东的投资,而且还需要工人能提供的劳动力、技术人员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管理人员所提供的管理经验,供应商提供的机器设备、原辅料材料和燃料动力,消费者(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所提供的市场需求。可以说,现代公司实际上由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的“集合”,是一个由若干子集相交而成的“交集”,是联系各方利益的一个“结点”,因此,公司除了要满足股东投资回报的要求,还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各方面的利益。如果公司为了满足股东的欲望而奉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那末它就可能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成为假冒伪劣产品一个源头;也可能偷税漏税,想方设法逃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还可能无意治污减排,随意处置“三废”,污染环境;更可能人为压低雇员的工资报酬,拒绝向工人提供应有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等,不择手段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扩大赢利空间。这样,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许是实现了,满足了股东们投资回报最大化的愿望,但其他相关各方的利益却不同程度收到损害,企业也就可能因此引发相关各方利益冲突的尖锐化而土崩瓦解,无法生存下去。也许这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一般还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但它确确实实说明一个道理:如果公司一味最求利润最大化,除了有可能满足股东们的愿望外,就必然地,或多或少地会损害公司的其他相关者的利益,给公司带来难以预料的生存危机。

当然,公司并非只有这样一种选择。通过对利益相关各方的权衡,在相对理智的职业经理领导下,公司更可能会采取一种谋求合理利润的方针,而不是不管不顾地去谋取最大化的利润。公司会采购合格的原辅材料,会生产或提供用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会积极履行各项社会义务,会加强污染的防治,会支付雇员应有的报酬,会为工人提供不可缺少的劳动保护和保障……甚而至于,公司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供应商采购所需物资,或者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采购商提供自己的产品,因为它希望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渠道或销售渠道。公司也可能向自己的员工提供优于其他企业的工资福利,因为它希望留在这些员工,并调动他们更努力为公司工作积极性。公司还可能在履行社会义务方面作出堪称模范的表现,因为它希望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这一切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从而使“利润最大化”的期望落空。

虽然公司没有能做到“利润最大化”,但是与公司相关的其他各方会因为能够各得其所而比较满意,公司的内外部环境得到优化,公司就有了延续生存发展下去的良好内外部条件,因而也就可以获得持久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公司与供应商采购商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还可以使包括“搜寻信息费用、协商与决策费用、监督与执行费用”在内交易费用相对甚至和绝对地下降。公司雇员也可以得到应有的工资福利,并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充满希望的职场前景,这正是每一个公司雇员的希望所在。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管理费用),因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而得以节约。总之,公司对相关各方利益的关注和调节,明显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号召力,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对于公司利润的增加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所谓“和气生财”,说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如是,公司的短期利润未必会下降,而公司的长期赢利却很可能是巨大的。即便公司的短期利润不如人意,但潜在的长期盈利能力对股东也是比较好的安慰。

对于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来说,公司短期内利润的非最大化可能令人失望,会出现有部分人用脚投票的情况,但是也一定会有人因为公司持久的赢利能力而成为公司的新股东。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同样会不满意于公司利润的非最大化,但是仍然有利可图的底线,使他们更容易相信企业的职业经理对长期收益的预期。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还会把赞成票投给经营者,保证企业在既定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公司舍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肯定会受到来自股东的一定压力,但是公司长期赢利的预期,又使这种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且用长期的眼光看问题,这也更符合股东们的根本利益。

利润是个好东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应当努力增加利润,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代公司制企业需要的是利润的“合理化”,而非利润的“最大化”。应该说,“利润合理化”的提法本身就蕴含着争取尽可能多的利润的意义,能争取的利润不争取当然是不合理;但是“利润最大化”的说法却不具有“利润合理化”的含义,“最大化的利润”一般不可能是合理的。公司只谋求合理化的利润,那么股东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的回报,经营者(职业经理)可以得到该有待遇,普通雇员(包括工人)能够拿到应得的工资福利,同时,供应商收回足额的货款,采购商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可使其满意的产品或劳务。因此,公司谋取合理化的利润,就意味在公司主导的这场相关利益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合理,利益分配的合理化提高了相关各方对公司的满意度,就使公司永存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公司永存的结果,则是公司赢利能力的长期化,同时也就意味着公司相关各方合理收益的长期化。因此,公司的永续生存事关公司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公司相关各方的利益所在。这样,公司的永续生存也就成了公司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从而对公司,特别是对公司的控制者产生巨大的压力,对公司全体员工有着很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所以,公司制企业本质上是和“利润最大化”是格格不入的,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就预示着“利润最大化”的历史终结。只是因为私有制的强势和拼命,才得以持续、嚣张。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它终究会被人们所抛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逐渐流行起来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兼顾各方利益,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趋势。

    当然,就激励的力度而言,“利润最大化”的激励力度要比“利润合理化”大多了,犹如“海洛因”、“可卡因”和香烟、茶叶相比,刺激性大得太多一样。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要追求激励力度,就舍去“利润合理化”的目标,而不要命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不就像放弃茶叶和香烟而去服食“海洛因”、“可卡因”一样吗?!可以说,那些贩毒走私、拐卖儿童、胁迫卖淫、传销诈骗,以及制假售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索贿行贿、不当竞争等等违法犯罪行为,无一不可以用追求“利润最大化”来解释。因此,激励力度大不能成为人们热衷于“利润最大化”的理由。

在利润问题上“走火入魔”者毕竟不是多数。我们审视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就会发现,所有成功的公司之所以成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其实就是自觉不自觉地逐步建立起这样一种既关注眼前,又放眼长远能够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的的激励—约束机制,而不是那种仅能体现私人投资者非理性的“利润最大化”。只是由于长期受一些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影响,人们的思维被扭曲,对这样的事实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把早已过时的“利润最大化”叫得震天响,迷惑了自己,糊弄了他人。同样的事实是,很多企业坚定不移地实践着“利润最大化”原则,取得过一时的辉煌,但最终还是成了昨日黄花。更多的企业则徘徊在“利润最大化”和“利润合理化“之间,当他们追求最大化利润时,各方面的矛盾加剧,企业出现危机,当他们只谋求合理利润时,各方面关系和谐,企业健康发展。事实说明,只有即期利益的合理化和合理收益的长期化,才可以为公司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

现代公司制企业作为多方利益交织的经济共同体,为了协调各方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努力谋求的是利润的“合理化”,而非“最大化”。这是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私人股东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受雇于私人股东的职业经理受此掣肘,常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谋求利润合理化之间徘徊,从而影响到公司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国(公)有出资企业中应该说是不存在的。批评国有企业激励不足者,有一点说得有道理,就是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缺乏监督国有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但原因并非如他们所说,是由于任何个人不能对企业的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的要求。应该说,要求公司增加利润,以谋求更多一点利益,这同样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要求。只是和私人所有者作为自然人,其自然寿命以及能够赚钱的“经济寿命”比较短暂的情况不同,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全体人民。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生生不息的基本特点,个别人的生死对整体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老、中、青的自然组合使得人民的集体意志相对比较客观、比较理智,能够做到既关注眼前,又重视长远,既考虑局部,又放眼全局,较少机会主义,不容易产生“利润最大化”的冲动。因此,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中,终极所有者的集体意志和公司法人的理念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相互之间不存在类似的矛盾,公司经营者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压力,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着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健康发展。

    即期利益的合理化和合理收益的长期化,是现代企业,更是国有企业的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依靠的就是这样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了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优化,使企业得以红红火火。现在的问题反而是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蛊惑,我们的国有企业也纷纷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信条,以为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利润最大化”根源于私人所有者的利益追求,不是现代公司制企业所需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更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如果说,传统的私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的唯一目标,私人出资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仍然摆脱不了“利润最大化”的干扰,那么,国(公)有的公司制企业完全有可能不再为“利润最大化”而烦恼。“即期收益的合理化和合理收益的长期化”是由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公司制企业的结构特征共同决定的,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既充满了活力,又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保证。国有企业应当理直气壮的宣布,彻底破除“利润最大化”的迷信,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努力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兵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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