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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心雕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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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观看电视连续剧《风筝》有感(有长序)

原创于: 2018-02-04 15:56:08

标签: 观看电视,连续剧,风筝,有感,有长序

七律·观看电视连续剧《风筝》有感(有长序)

 

 

张荣生

 

近日,忙里偷闲,看了北京卫视热播的表现间谍特工题材的连续剧《风筝》的后面几集,被主要演员柳云龙、罗海琼等人的卓越表演所吸引,有所感动,也有所启发。

被感动的是:要做好一个高级、本色的特工,需要有极高的综合素质。除了要有卓越高超的技术战术,要有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尤其要有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而百折不挠的意志,产生于坚贞不屈的信仰,产生于正义必胜的信念。

被启发的是:不仅共产党人的间谍特工有着以上的综合素质,而且国民党人的间谍特工有着同样的综合素质。推而广之,除了境外台湾的,还有国外美国的、日本的、俄国的、英国的、印度的,等等他国的,都会有优秀出色的间谍特工,而他们正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各个方面、各个层级潜伏着。他们同我们的间谍特工之间,最大的区别,只是信仰和信念的不同。

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在谋敌,敌在谋我。在存在阶级斗争(按照马列主义观点,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我们的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的设置,其理论的根据、现实的理由,就在这里。在实现天下大同之前,无论分析国内突发事件,还是看待国际尖锐争端,这都是需要参考的真理。存在这种现象不奇怪,看不到这种现象,或者看到了而懵懂颟顸,掉以轻心,那才奇怪!否则,您怎样理解那些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反毛故,二者皆可抛”,以“倒毛颠共”为终身职志的人们?怎样解释他们的人生,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信仰和信念???

《风筝》在故事情节的构思设置和典型人物的表演塑造上都很成功。成就是主流。但在营造典型环境方面,也有缺点。细节的“穿帮”,例如:没有注意到《毛主席语录》是在1965年之后才广泛发行,剧中却在1950年代的人物对话中,就有“现在除了《毛主席语录》不要票,其他都要票”的台词。《毛泽东选集》第4卷是1960年才出版,外加红塑套的版本更是文革期间才有,而在1950年代山洞敌巢的场景里,已经捧在女敌酋手中阅看。还有,作为建国后展开故事的“中心场景”——某镇街道的大院里,墙壁上突出显示、十多年纹丝不动的“无产阶级万岁!”其生活依据和象征意义,也令人费解。

再有,正面反面“一号人物”的饭食,永远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这不现实。即使在解放前,贫雇农在丰收年景,也能吃上几顿大米饭,过年也能吃上饺子。笔者自幼在农村长大,除了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外,公社农民的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几千年来的常识表明: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它的丰歉,主要地不是取决于人事(包括政策因素),而是取决于地利和天时。本剧中是把“三年困难时期”僵固化,并且与整个毛主席周总理时代的人民生活划了等号了。这不可能经得起思维逻辑的推敲,不可能有信服人的艺术力量,因而也不可能站得住脚!

本剧主要的缺点,在于情节的构思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中央倡导的“正面宣传为主”(指对新中国曲折发展历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指意识形态导向)的基本方针;尤其没有注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都不要否定”的英明论断,在主要人物生活斗争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场景设计上,在“对立面”之间矛盾斗争的分寸把握上,还存在“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贴标签”、“戏说式”、“漫画式”、“画鬼式”、“小丑化”、“非人性化”、“简单化”、“想当然”的通病。

近年来,影视界对于日本军官、国民党军官,尤其是蒋介石形象的塑造,已经越来越脱离了“公式化”、“脸谱化”、“贴标签”、“戏说化”、“小丑化”、“非人性化”的毛病。这是了不起的进步!我们的描写新中国建设题材的作品,尤其是描写“大跃进”“文革”题材的作品,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上,应当学习那些真正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先进经验。否则,不但抗日“神剧”给人以“假”的感觉,而且表现“改革开放前”题材的作品,也给人以“不像”、“不通”、“不是那么回事”的感觉。

不仅“四人帮时期”的“假大空”不好,而且“后四人帮时期”的“假大空”同样不好。因为艺术的“真”,是艺术的“善”和艺术的“美”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古语说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艺术的“真”,艺术的“善”和“美”都将因为无所附丽,而站不住脚。

艺术创作不但允许虚构,而且提倡虚构,甚至必须虚构。它的故事情节,按照鲁迅的观点,虽然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什么是“讽刺”?》)。《红楼梦》之所以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是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峰,就因为它的故事情节,虽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生活,可是它在艺术上的内在逻辑和全部细节,却逼真得“如同”生活中真实的存在。什么时候,中国产生了如同《红楼梦》一样的,既真实地、又艺术地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勇敢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堪称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史诗作品,那就真的是一件值得好好地庆祝一番的文艺界的大喜事了。

可是,它所要依赖的,是严肃认真的艺术家,经过艰辛刻苦的观察、调研和思考,然后进入独创性的艺术构思;而不是凭借“想当然”地闭门造车,或者照抄、照搬过去的别人的现成模式,简单化地重复“轻车熟路”,“依葫芦画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的。

例如:从“想当然”者看来,文革的十年,从头到尾,社会的状况都是“一个样”。“十年浩劫”嘛,早就喊顺了口,还有啥子好思考分析的?事实不然!1966-1969年,1970-1975年,1976年,不相雷同,各有特点。思想懒汉的文艺家,与勤于思考的文艺家,与有意作伪的文艺家,即使面对同一段历史题材,他们的取舍,他们的重点,他们的语气,他们的笔调,他们所要表现的主题,他们所要引起的效果,都不会是相同的。

文艺创作允许夸张渲染,需要夸张渲染,甚至必须夸张渲染。但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夸张失真,二是不要渲染过度。夸张的目的是为了突显“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是为了突显“生活的本质”;否则就是夸张失真了。渲染要有界限:不能混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界限,人民、同志与敌人、恶棍的界限,解放后的新中国与解放前的旧中国的界限,主流和支流的界限,错误和犯罪的界限;否则就是渲染过度了。例如,把敌人写得“有人性”,把人民和同志写得“没人性”;具体地说,是把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怀抱的“傻子”的言行设计成“富于人性”,而把戴上红袖套的“乔儿”的言行设计成“丧失人性”,这就过了“度”,混淆了敌我之间的界限。须知,当年戴上“红卫兵”袖套的青年学生有千百万,戴上“民兵”、“值勤”袖套的工农兵群众有上亿,难道都得不加区别、一概而论,都得一概入另册、一棍子打死,并且以国民党特务的“有人性”来反衬?这样的设计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对于贯彻习总书记倡导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可能是“正能量”!

我们的文艺家应当明白:邓小平否定的是“反右斗争扩大化”,因此,对于新中国历史中的相关内容,只能否定那些属于“扩大化”的部分,而不能否定整个反右斗争本身;不能在影视作品中一写到右派,一律都是好人,而参与反右斗争的,一律都是反角儿。我们党否定的是“阶级斗争为纲”,或者说否定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因此,对于新中国历史中的相关内容,只能否定那些属于“扩大化”的部分,而不能否定整个阶级斗争本身,不能否定由阶级斗争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党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它的“运动”,因此,对于新中国历史中的相关内容,只能否定那些属于文革的“运动”部分,而不能否定文革的整个“时期”即十年历史(参见2016年5月16日子夜24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有关论述);不能在影视作品中一写到“阶级斗争”和“文革”,凡是运动的“对象”一概都是好人,而运动的“参与者”一概都是反角儿。艺术创作虽然主要使用形象思维,但是,在典型人物的关系设计上,在典型环境的分寸把握上,唯物辩证的思维逻辑同样应当有所参与。

荣生坚持认为:文学艺术家在进行有关新中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之前,作为创作的必要准备,通读毛泽东、邓小平著作的有关篇章,通读《宪法·序言》和《党章·总纲》的有关条文,对于更准确、更恰当、更深刻、更真实、更本质地“把握”题材,不会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的文艺家尤其应当明白: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就是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安定团结的和平生活,同时也是在维护作家安详和平的自由创作。在这一根本之点上,可不能犯糊涂啊!一个党和国家,也像一个孩子,变坏容易学好难。一旦随意任性,懵懂颟顸,中了超级大国的阴招儿,跟在前苏联后面邯郸学步,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地“变过去”易如反掌,再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地“变回来”难比登天!主观愿望是想摆脱四项基本原则的束缚享受无边自由,客观结果是社会混乱再也没有安定的绿洲,——那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您还怎样地享受无边的“创作自由”呢?

 不想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思想懒汉的文艺家,要想做有所作为、独树一帜、青史流芳的文艺家,亟宜摈弃在塑造典型人物时,要么是绝对的好人,要么是绝对的坏人;在构思典型环境时,要么是绝对的光明,要么是绝对的黑暗的“简单化”、“绝对化”、“两极化”、“公式化”、“套路化”的思维定式;亟宜探索反映党和国家(包括领袖人物)“好心犯错误”(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的谈话》)的恰当表现形式。要说文艺界贯彻习总书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指示,切入点、着力点与突破口是在这里。在这方面取得的有价值的成果,将是对中国乃至人类文化艺术事业的独创性贡献。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株守旧论、拒纳新见,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人,是不会与创新结缘的。

观剧感慨,思索顿悟,爰有此诗。

 

隐姓埋名几十龄,

各持主义斗山城。

刀丛剑树传情报,

血雨腥风伴死生。

意志非凡宣假面,

武功卓越掩忠诚。

应知红白双营垒,

都有坚贞殉道人。

 

(2018-01-25下午,于穗城市八匹马。)

 

 

注释:1.解题,诗为观看北京卫视播出的反映隐蔽战线艰苦卓绝、终身斗争的电视连续剧《风筝》,有感而作。2.首联,总括该剧核心内容,是表现共产党高级潜伏特工“风筝”(柳云龙饰),与国民党高级潜伏特工“影子”(罗海琼饰)之间,受命于各自的上峰,为了相互查寻、识别,并相机清除对方,由相互直觉怀疑而无证据,到长期观察推理而获得证据,从而互相证实身份、并各得其终的爱恨情仇故事;并且通过长期、尖锐、曲折、胶着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伴随着这些斗争所经历的时代变迁与社会磨难,突出地表现从事于间谍特工这个“特殊行业”所必需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仰。3.颔联,谓间谍特工行业具有极高的危险性。4.颈联,谓间谍特工行业不仅要有高超的武艺,尤其要有坚忍的斗志。5.尾联,卒章显志、升华主题,谓归根到底,主义之争,是人类现代一切争端的终极动因,而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各有其人;因此,直到“世界大同”实现之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现象将始终存在,而绝不以人们巴望“和谐世界”的虔诚愿望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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