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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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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风雨——澳门回归十年风云录(连载十)

原创于: 2012-03-13 08: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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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相融乃“一国两制”最核心的价值体系

澳门作为中西文明交流最早的一片要冲之地,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独特烙印。诸如逐渐形成的中西交融、土洋杂呈的社会模式,将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等融合一起,共生共荣,不搞独尊,不搞唯一,不搞排外。一如澳门学者黄枝连先生形象地比喻:“澳门像是一个‘大沙拉青菜冷盘’,番茄、青椒、西茄、粟米……混合其中,各显其味,味道百出。”这正是澳门社会及其文化独有的传统优势。在澳葡时代华洋相对和谐共处的环境中,培养出了澳门人的高度包容性。

十年来,澳门探索“一国两制”实践之路的一个亮点,就是从自身的传统优势中,寻找与“一国两制”精神的衔合点,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使传统优势得到一脉相承,维系了“不变”,又走上了一条更具包容、和谐的体制氛围及环境特色的“一国两制”崭新之路,从而达到变与不变的高度统一。

  “土生葡人”是澳门的有形资产

 “土生葡人”与其说是澳门400多年殖民历史的产物,莫如说是中西文明在澳门交汇的产物更具包容性。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仅融合了不同族群的血液,亦融合了不同文化,看上去似乎世界都变得更小、更世界主义了。或许正因为如此,中葡两国都将其视为代表各自文化与历史的象征而予以特别关注。不仅在中葡《联合声明》中特意提及,进而写进了具有宪政意义的大法《澳门基本法》中。

 “土生葡人”作为澳门社会中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相容的标识,与彰显包容精神的“一国两制”如出一辄,有特别的关联之处。相对于澳门其他族群,“一国两制”对土生葡人本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土生葡人”自认为是葡人后裔,皈依葡式文化,回归前又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澳葡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始终处于比华人优越得多的地位。因此,对“九九”后的澳门,自然心存各种误解与疑虑,对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更是怀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担忧。尽管他们非常热爱并割舍不开这块世世代代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但不少土生葡人仍选择了离开,留在澳门的绝大部分土生葡人则手持葡萄牙护照,以备后路。

显然,如何使留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安心、放心,不仅成为特区政府实现澳门平稳过渡的一项工作重点,更成为探索“一国两制”、寻求维护族群和谐与促进多元统合的一个载体。

在何厚铧看来,“一国两制”方针最大的启示在于:为了换回主权,都可以向制度妥协。难道在对待土生葡人及促进族群间和谐问题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包容、不能妥协的呢?何厚铧的这种胸襟与态度,早在1999年他参选第一任特首时,就在其亲自主持拟定的《参选政纲》中明确表达出来:我们要“致力于营造一个族群和谐的社会环境,使不同族群的居民以宽大和包容的胸襟团结起来,把澳门建设成为一个互相尊重、和谐合作的社会。”当时外界就注意到“使不同族群的居民以宽大和包容的胸襟”这句话的弦外之意,显然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抵触土生葡人的情绪而言。

果然,此后不久何厚铧就在一个公开场合专门针对土生葡人问题挑明了自己的态度:“土生葡人与澳门同生共长,和广大澳门居民同坐一条船、同属一家人,已构成澳门历史上一个悠久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番论述与定位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带有引领性的观点。它既饱含着对世代邻里乡亲的一片深情,更开导所有澳门人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

不仅如此,何厚铧利用各种机会亲自出马做土生葡人的工作,给土生葡人吃“定心丸”,全力支持土生社群的发展。2001年初,他在会见澳门土生协会主席毕世华时说,“对凡是有能力的人,特区政府都会给他们公平的机会。不论是土生葡人还是华人,都可以继续留在其岗位上工作,发挥所长,为澳门未来的发展作出贡献。”

事实上,回归后许多事情的处理颇具匠心。且不说体制上的包容性要把握好,在具体问题上对新旧均衡尺度的驾驭更不能有任何闪失,这才是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难点所在。如从1991年开始全球土生葡人社群每隔三年要在澳门聚会一次,被称为“全球土生葡人社群聚会”。回归后,这个“聚会”更成了土生葡人为自己造势的一个重要舞台,以引起外界的重视。特区政府自然心知肚明,不但给予充分理解,而且从财力、物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尽量扩大活动的影响。迄今,“全球土生葡人社群聚会”在澳门特区已举办了四届,每届“聚会”特首都亲临现场讲话祝贺。让土生葡人族群真真切切感受到特区政府的诚意和“一国两制”的包容与大度。 

应该说,澳门回归后西方不少媒体始终以一种十分挑剔的眼光关注着土生葡人的动向,或者说特区政府对土生葡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舆论的严密监督。但是,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确实无可挑剔。不但普通“土生葡人”的生活、工作机会保持不变,即便那些曾在澳葡政权中担任过要职的“土生葡人”,也没有因澳门回归而“失业”,反倒是愿意留任的一个不落都平稳过渡到特区政府中来,原官原爵,丝毫未动。

据2002年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特区政府行政及公共事务机构50多个正局级职位中,将近20个职位仍由“土生葡人”或葡人担任,出任副局级以下职务的人数更多。立法会里,“土生葡人”议员与华人议员一道参政议政,直抒已见,履行立法和监察政府的职责。司法、检察领域土生葡人留任法官和检察官的更多,警队中也有不少是“土生葡人”。如果按当时土生葡人占澳门总人口1.7%的比例计算,其在公共机构中所占有的职数,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族群。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凭籍过去澳门及土生葡人与世界葡语系国家独特关系等优势,在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过程中,提出建立“三大服务平台”的发展战略,为土生葡人发挥特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舞台。令土生葡人不仅感到安心、放心,更感到有希望、有前途。正如何厚铧所说:“土生葡人对今天澳门的发展有独特和重要的意义,土生葡人已成为澳门和国际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一座桥梁。土生葡人作为澳门优势之一,目前正处于最好的历史机遇,其积极作用必然得到充分的发挥。”

事实也正是如此,短短几年,特区政府以搭建“三大服务平台”为目的的一系列努力,在各个领域强势推开。如2003年10月12日在澳门成立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及同时举行的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2006年在澳门举行的共有11个国家及地区735位运动员参加的第一届葡语系运动会;2006年在澳门举行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等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而在这当中,一大批土生葡人如鱼得水,担当起桥梁、仲介作用。尤其是土生葡人中的不少精英人物,如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姗桃丝、澳门旅游局局长安栋梁等,被这个舞台隆重地推举出来,又在这个舞台上彰显了人生的精彩。

对此,澳门一家葡文报纸公布了该报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定居澳门的葡人和土生葡人中,60%的人认为回归后人权得到尊重,自由度更大。认为行政长官“称职”的比例高达95%。接受调查者表示,特区政府所做的一切,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澳门的发展作贡献。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族群利益上,澳门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社团蜂起的背后

澳门一向被称作“社团社会”,至回归前的1998年,澳门共有各类民间社团1500多个。尤其到澳葡政权统治的后期,民间社团担负着代表社会各个阶层、族群的利益,与澳葡政府沟通和组织慈善活动的重要职能。此外,社团作为民间纠纷的调停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承者,也越来越彰显出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所以,“社团社会”既是澳门一大特色,亦是澳门一大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路,以及体现在这种网路约定中的互惠和制度规范。大量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一个地区民主进步的决定因素之一。凡现代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地方,几乎都是拥有众多社团(即所谓非垂直型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的地方。民主的改革和进步必须从基础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契约和信用培养。切实鼓励公民意识和非垂直型等级制度的社会网路发展。对此,何厚铧及特区政府许多高级官员有高度的认同,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曾经从社团政治的摸爬滚打中走出来的中坚分子。

 应该说,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和理念,特区政府从一开始施政,就将“社团”问题纳入到构建公民社会的政治民主制大框架中去思考。并不在意社团“转型”,即由回归前监督澳葡政府的角色,转向回归后支持、配合特区政府施政的角色,而是致力于建设、完善政府与社团之间尊重和支持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多元文明体系。这从何厚铧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就可以找到端倪。在这份施政报告中何厚铧先是对社团过去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说“澳门的社团和市民主动参与了许多领域的社会事务,其奉献精神和杰出成绩有目共睹。”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也正是澳门的优势所在。”表明要继承并不断推动社团社会的大发展。

人们很快发现,事实上特区政府更像是一个“催生婆”。回归后,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被“催生”出来。据《澳门人力资源调查》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2007年4月4日,澳门社团数量已达3541个。而在2004年还只有2546个,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增加了近1000个。迄今,最新的统计尚未出炉,但据权威人士估计到2009年底,澳门社团总数有可能突破5000个,比回归前至少翻了3倍。澳门学者邓玉华将澳门社团分成了雇主、雇员、专业、慈善、文化、教育、体育及其它等八大类,其触角几乎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位“澳门经济研究协会”负责人透露,该会每年召开一到两次“经济研讨会”,邀请各方人士参加。为此向特区政府提出经费申请,都会得到一定数额的资助。“说实话,没有特区政府的资助,我们显然什么活动都开展不起来”。这位社团负责人道出了社团急速发展的幕后真正推手。原来,“特区政府的资助在整个社团资源份额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随着社团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区政府资助非营利社团的总金额更是大幅提升。但动态的画面远比抓拍的静止镜头更能说明问题,有人做过细心的观察与统计,这些年来何厚铧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公开的出镜活动中,三分之二是与社团在一起;在每年举办的诸如美食节、书画展、展览会、龙舟赛、同乡餐聚、佛祖出巡等五彩缤纷的基层市民活动中,五分之四是由社团组织发起并实施的。

 而据澳门大学新闻与公共传播课程主任林玉凤所作的调查,在澳门现有的八种中文报章所发布的新闻报道中,数量上占第一位的“明显属于本地社团或机构提供的信息”。其中“《现代澳门日报》刊登社团消息的比例超过新闻讯息总量的四成,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的四成多本地新闻由社团提供的,其余的7种报刊中,有5种刊登这类消息的比例占新闻总量超过两成。”

上述现象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透过社团组织的大量、丰富而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础活动,透过社团与特区政府在互相需要的共识理性基础上建立起的合作共治关系,成为澳门和谐稳定的基石。

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一位业余书法家的作品,以往只有一个功能:自我欣赏。近年来加入到一个民间书法协会组织中,该协会在政府的资助下,连续为其作品在澳门、北京等多地举办展览,使得其作品名声大噪。中央电视台闻讯上门,请他为刚刚封镜的记述澳门回归十周年的八集纪录片题写片名。他说,是政府成全了社团,而社团又播扬、调动了他的才智。

还有更典型的事例。第一届特首选举,是由200人组成的代议制推委会进行推选。到了第二届、第三届特首选举,推委会人数增加到300人。第一届立法会直选议员名额只有10名,到第三、四届立法会直选议员增至12名。从中不难看出,这些年特区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在不断扩大,而在这种不断扩大的民意背后,却反映出一个更大变化:公民社会正在对政府绩效和民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所有的民意代表,无论是推委会成员还是直选议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各类社团。

回首走过的历程,社团不仅在三届特首选举、四届立法会选举、推动23条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法)等重大政治建树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在协助、监督特区政府施政,反映广大市民的诉求,承担救灾扶贫、排难解困、慰病问苦、敬老慈幼、教育、环保、卫生、公益事业等社会保障功能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一结果无疑是特区政府所期盼的。对此,何厚铧在2008年施政报告中,从制度的高度给予了深刻归纳与总结。他说“成熟的公民社会,意味着活跃的民间组织,更意味着理性开放、多元包容、共同价值、崇尚法治、民主参与、自尊自强、合作信任、互相监督、责任承担等基本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并再次重申:“政府将与社团、市民结成紧密伙伴,合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

回归后,澳门社团优势不但得到继承与发扬,而且在“一国两制”体制的促进下更加显赫与完善。为此,2006年底中央分管港澳事务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刘延东来澳门视察,特意安排了一场与澳门主要社团领袖的会面。会见时她充分肯定了“澳门社团是建设特区的重要力量,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统一的正确方向下,积极支持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的依法施政。澳门社团是培养‘澳人治澳’人才的摇篮,在培养年轻一代爱国爱澳人才方面,为特区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

扶持“澳广视”继续办下去的深意

澳门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简称“澳广视’)是澳门唯一一家横跨“九九”门槛的电视媒体。共开办有2套广播电台节目(汉语电台、葡萄牙语电台),3套电视频道(澳门电视台(中文台)、澳视高清台、澳广视葡文台)。作为一个澳门居民,不知道“澳广视”的很少。同样,不知道“澳广视”连年亏损的恐怕亦不多。因为自澳广视开办至今,作为唯一一家由政府和私人股东合办的电视传媒,在近距离服务于澳门社会的同时,亦令当地政府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包袱。由于受市场及地缘关系的限制和影响,运转一直入不敷出,以致债台高筑。至回归后的2002年,年亏损额竟高达近亿元。迫使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私人股东均拒绝支付亏损款项,并纷纷要求转让股权。在这种情况下,澳广视行政总裁江濠生不得不公开向社会公开其濒临倒闭的“隐私”,以迫使私人股东尽快按所持股份缴付亏损款项。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有鉴于此,本来就对扶持包括“澳广视”在内的大多数本地媒体采取顺守之道的特区政府,在盱情度势之后,不但及时将澳广视当年所有的亏空通通补上,维持其正常运转。而且把加快收购“澳广视”其他私人股权问题提到了议事议程上。但直到2004年,在“澳广视”主办的“公营广播机构国际年会”上,何厚铧才对外证实了“澳广视”的“公营广播机构”身份。其实早在这之前,特区政府就逐一买断了“澳广视”私人转让的股权,由过去只持有“澳广视”50.5%的股份额变为完全由政府专营,“澳广视”也随之结束了以往风雨飘摇、四处乞讨的生存状况。

特区政府明明知道“澳广视”不可能扭亏为盈,为什么还要如此坚定地将这个“拖累”全部扛到自己肩上?其背后的盘算究竟是什么?话还得从头说起。

始建于1984年的“澳广视”,从创办的第一天起就靠政府的资助勉强维持运转。直到澳门回归的前夕,鉴于“亏蚀严重”,澳葡当局已酝酿“将之关闭,并另行组建一个私营的电视广播机构。这个新的‘澳门电视’,将开设中文电视广播、中文电台广播各一个频道,并继续留用‘澳广视’的中文电视台和中文电台的工作人员。至于财政负担沉重的葡文电视新闻台和葡文电台,则不再保留。其可能将分别由设有转播葡国电视新闻台的澳门有线电视,及设有葡语及葡国音乐的绿色电台来承担。”但上述决策尚未来得及实施,澳门就回归了。

回归后,特区政府毫不迟疑地顺延了过去澳葡政府对本地媒体的襄助政策。不只襄助“澳广视”一家媒体,还包括八张中文、三张葡文和一张英文日报。当时主要是从平稳过渡这个大局考虑,不希望出现哪怕是因媒体自身的原因而倒闭所引发的任何一丁点的“震荡”。更何况一旦失去政府资助,恐怕引起“震荡”的绝不仅仅是一两家媒体,笃定会波及整个媒体生态,因为澳门狭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撑媒体生存的严酷现实,是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抗拒的。为此,何厚铧斩钉截铁地表态:特区政府有义务“协助媒体提高竞争力”。

不出所料,特区政府的上述作法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有人公开在报刊上撰文批评特区政府不该对葡文媒体资助,指出“澳门居民95%以上是华人,葡裔只占3%左右。但‘澳广视’却将其主要资源,投放在葡文电视台方面,这是典型的‘为少数人服务’的广播模式……在中国政府已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文亦成为澳门第一官方语文之后,这个‘为少数葡国人服务’的广播模式,就显然地不合时宜了。”责怪“特区政府并没有责任花费以中国公民为主的纳税人的血汗钱,来为少数葡国人服务。”

此“舆情”引起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巧得很,正当特区政府凝思屏气于构建更具包容和妥协体制的时候,“澳广视”爆发财政危机,正好给特区政府强势推行“相容”理念的一个机会。在获知“澳广视”其他私人股东义无反顾执意退出的消息后,特区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将“澳广视”所有股权买断。不仅帮“澳广视”渡过了眼前难关,更解除了包括葡萄牙语电台、葡文电视台在内的2套广播电台节目和3套电视频道的后顾之忧。

起初,许多人只是感触到特区政府重视媒体的决心与魄力,并未真正体味其中的深刻含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背后的深谋远虑与良苦用心方渐渐被人们所看清:保留葡文电视广播,不仅仅为了给土生葡人族群及在澳的葡萄牙人提供一个新闻语境,也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澳门中西文化合璧的传统与特色,还在于宣示其寄希望于媒体的多元性及发挥多层面作用的价值取向,更显示出特区政府立足澳门长远发展和“一国两制”高度的谋略与胸襟。试想,如果失去了葡语媒体这个平台,葡文作为澳门两种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怎么巩固?土生葡人族群的担忧怎么能够平抚?“中葡经贸服务平台”的作用又怎么能得到充分发挥?葡萄牙驻港澳总领事柯玛诺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实践,也体现了葡萄牙政府的充分合作和居澳葡人社群的积极贡献。

柯玛诺向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了他对澳门特区成立十年的感想时说,时间飞逝,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9年后,澳门在中葡互融合作的独特历史基础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人口持续增长,社会繁荣,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得到成功实践。中国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强调必须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交往的平台,确切地进一步强化了澳门在中国城市中的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是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年的施政过程中,深刻领会与牢牢把握“相容”这个“一国两制”最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以此将澳门各种优势聚集一块儿,不但成功地维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并且由此组合成了一个世界上罕有的、多彩的、和谐的社会生态:即没有政治纷扰,爱国爱澳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品质;也没有族群隔阂,大小族群不分你我;没有宗教对峙,天主、佛祖、基督、胡大各领风骚;没有极端思潮,平和、低调、顺守、中规的理念和准则备受尊崇;没有文化壁垒,东方与西方共存,现代与传统并列,兼容并包,打下了特区长治久安的和谐根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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